我觉得香港一方面能不能争取商界的支持，还有就是政府拨款方面， CPU（中央政策组）是有两千万。大学研究是很好，学者都不错的。但是香港有这个情况，就是大学研究没有问题，但是落实到真正的政策层面，考虑的问题需要更多。就像我们搞科研一样的，创造了新的产品，但距离市场化就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在这一块，能不能增加拨款，要看行政会议能不能做些事情。
还有一个，智库的捐款能不能申请免税，视同慈善机构，美国和欧洲都这么做的。
（张志刚：可以，但要讲得很清楚，跟税务局讲：我是不搞政治的，只是搞研究的，那就可以。很多为什么很难，因为解释不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捐款就要征税）。
美国的智库有三类的，一类就是研究型智库，研究为主的，当然它有很多综合型的；还有一种是合约式的，像兰德公司；也有些专门游说的团队，比如说传统基金会也是这么搞的，所以需要怎么定位也是一个问题。
内地的特殊环境造就了特殊的智库类型
第三个我觉得是人才，香港其实并不缺乏人才，因为香港是高度流动的社会，我看一个资料说，港大过去10年，曾经就培养了一百多位专门研究香港的博士。那么去哪里了呢？我想很多都可能去了商业机构。除了自己培养之外，我们可以从外面招进来大量的国际级人才。关键就是，如果解决了需求，解决了这个财政问题，我觉得人才倒不是个问题。人才你还可以培养，也可以引进。
那么再一个我觉得是我们香港的研究机构，怎么样跟外面的机构进行合作。比如说像郭院长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DI），过去那么多年我们合作了很多；还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北京的、昆明来合作。合作做得好的话，对我们香港智库的发展，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