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大量聘请外面的顾问来研究，说明香港真的是有需要。香港这个需求到底在哪里呢？回归以后这么多年来，有政府内部的研究，外面很多机构也都会做，但从整体宏观的发展来看，我们缺少很多深入研究。
还有一个是香港怎么样跟外面合作，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合作，亚洲的合作，要站在更高的定位，我们基本上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这就是一个情况，就是有需求，香港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包括经济民生，非常困难，包括很多东西。所以说我们在真正的政策研究这一块，还是需要加强的。
至于说怎么把需求挖掘出来，而不是现在处于一种需求一致的状态，将来就需要做一个问题导向。当然香港是不是要开旋转门呢，现在这个政治架构下可能是比较难的，培养输送人才还是有机会。
第二个我认为是财政。财政资源看美国就有各种的，像布鲁金斯学会，75%经费都是来自于企业、个人和基金会的捐款，所以在美国很多老板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了，不完全是做慈善事业，主要做教育和科研，其中就包括智库。布鲁金斯自己的出版物赚的钱，只有7%。
（郭万达：深圳市政府给我的钱只占20%，80%是来自于甲方的合同订购，主要也是政府。这样的研究报告很多都是不能公开的，我们一年约170个报告都不能公开，都是卖给甲方的，很多都是订购的。兰德公司，就是个典型的合约型公司。）
王春新：兰德公司做得非常大，每年经费有2亿美元，研究人员接近1000个，总人数就差不多2000多。按照主要的研究人员配2.5个辅助人员来算，香港还达不到这个水准。
他们都是研究熟悉领域的，像布鲁金斯这么大的，就不止一个领域，很多领域都有大专家和团队。比如说港澳问题，你挂帅的，以后就找你；两地关系问题，就找别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