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后，我也有接触不同的人，他们也会说，香港缺乏理性的力量和声音，缺乏一个舆论机器。我们现时有的是传统的舆论机器，这个机器维持了建制的力量，但无法为香港的执政力量带来任何突破。与此同时，本土的舆论机器非常强大，使本土力量抬头。第三条路却没有任何舆论机器，我们的声音没办法成为主流，如果缺少这种理性的不偏不倚的力量，香港只会继续撕裂。
而在过去30年，中央与香港并未能建立互相信任理解的沟通关系，缺乏一个长期对话平台。中央与香港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培养起长期的沟通关系，合力找到共同发展的方法。
我认为，23条立法在没有普选之前很难实现，因为缺乏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去执行。所以，我认为，23条立法前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特首普选，让政府认受性提高。第二点是国家安全的定义要很清晰地告知市民，要有更仔细解释。第三，我们要保障不能以言入罪，例如，我们看什么资料，说什么才叫不影响国家安全？单纯一个国家安全、主权等概念，市民是无法理解具体含义的。
在人大释法方面，我当然不希望发生，因为我信任香港法庭有足够能力处理。但我能理解为什么要人大释法，因为梁游已经触碰中国的底线，即主权问题。如果这次立法会是我们成为了议员而不是梁游的话，根本就不会引发释法。我一直认为，中央与香港要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寻找共同发展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主张沟通的方式已经无效，理据是过去30年民主派的沟通都不能有个好结果，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非常反对的。因为，首先沟通者必须培养彼此关系。我看不到过去30年来，民主派有人真心与中央培养这种关系，很多时候他们想一步到位，希望今天讨论这件事，就立即有个结论。所以过去泛民与中央的关系是建基于某些事件的发生，他们才寻求对话，而不是一个寻求彼此互相了解的长远沟通过程。
二，如果我们要沟通，肯定要了解对方的现况和发展目标。我觉得泛民人士对中央国策的理解不多，这样我们又怎么相信他们具备足够沟通能力呢？就像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的沟通是交给外交官处理的，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沟通谈判核心，拿捏分寸。事实上，沟通失效不代表沟通没有价值，只代表中港双方未有安排最合适的人作定期有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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