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此局面，在回归几年后，董建华所率领的政府认为管理运作很困难，毕竟是由“前朝”去管理一个已经回归了的政府。当时的政府就设立了政策局及高官问责制，一度试图突破殖民精英大面积垄断管治班子的问题，但始终原爱国力量在既有力量下无法有效突围进入行政核心，更妄论建立实质管治经验与威望，这样的情况大概维持了20年，直到现在出现了变化。
殖民精英出现大量退休潮，原殖民精英管治格局与威望减弱，但此时爱国爱港管治力量却无法大面积建立起来，社会在各领域如房屋教育方面出现进退失据局面，让整体管治威信下降。总体管治威信下降使得各政策局需要特别关注各自关联团体来维持其管治。
如今香港为何如此民粹，就是因为如果自己的关联团体越“大声”则可以争取到的东西越多，形成一个民粹主义格局，但香港的整体利益就难以维持。例如Uber在大陆市场发展的很好，但在香港，因为要笼络的士商，照顾的士行业的利益，所以Uber在香港没有办法发展。缺乏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的政策难以持续实施，社会也开始分化，商党、乡派、雨伞群体等保护自身利益的群体形成。
政府管治威信下降也反映在过去数年的立法会宣誓中，不仅仅是梁游两人，其实有10多人在立法会上的宣誓都是很没有礼貌的。香港内部没有有效提升管治威信的办法，中央在其有限的治港权力下，提振特区低迷的管治是必须的。
但中央的权力在回归时已经被设定得非常有限，一是通过释法，二是通过对行政长官的指令。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认为，人大主动释法也算是比较温和及有效的办法去提振管治威信，如果管治威信再继续低下，那么香港很有可能发生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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