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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 |
田飞龙：爱国、爱港与爱党的复杂辨正
关于认同建构的困难，不仅仅是香港社会认同中央政治体制的困难，也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认同的困难，其核心涉及对爱国和爱党是二元化处理还是一元化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切割。这个问题在内地民间舆论、政治体系以及执政当局与知识分子之间，都是两难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爱国和爱党应该并起还是分开，其实是香港和中国作为整体对于宪法建构的核心问题，不单单是香港的问题。只不过“占中”运动暴露出香港对国家体制的认同更加薄弱而已。
香港长期浸润在英国主导下的主流西方体系内，通过世代的积累、英国人撤退时复杂的安排以及国际社会稳定的外部支持，具备了政治反对的独特条件，表现出对抗与不认同的多样性和真实性面向。而内地不过是由于维稳体制使得类似这种认同的分裂及其有可能导致的政治上的对抗“被维稳了”，受到压抑，所以要看到两制差异。但问题可能是共同的，反映了中国整体的国家精神转型和制度转型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香港在“爱国爱港”以及隐含的“爱党”问题上的历史复杂性甚至两面性。一方面，在近代史上，香港尽管在英国殖民管治之下，但是每次在内地动乱、战争或者是困难时期，香港人都会以真正的同胞感、精神和物质投入支持内地。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香港人是又爱民族又爱国家。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香港对于内地体制演化保持着持续的批评与批判，甚至包含着改造的目标，亦即所谓“民主中国”的目标。
这里涉及到整合国家观念与身份认同的两种差异性基础：一种是民族性、文化性的基础，我把它称之为民族爱国主义；另一种是宪法爱国主义，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属于对政治族群观念的高级建构，在这种层面上，香港人的思想是高度西方化的，以民主价值为核心。
在香港人的历史认同中，在民族爱国主义上的问题并不大，但在当今全球化与多元化时代多种认同和多种身份并存的情况下，从规范性意义上来讲，属于高级建构的宪法爱国主义是优先的。香港人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能够认同政治体制，因为香港人会看到，在内地尚且有人反对这种认同，香港人会觉得他们反对就更有历史和规范的理由了。香港人甚至在这种反体制的政治运动中充当了某种庇护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并引以为荣。这就更加剧了香港人和内地政治体制及主流政治文化的心理距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