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临很多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香港本身不仅是一个国民身份认同的困难，也是体系归属的困难。从中央的观点来讲，希望香港在“一国”框架内承担自己的责任，寻找新的身份定位和优势实现再发展，并在发展中创造新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巩固回归的政治成果。但另一方面香港本地精英尤其法律界却在法律上把香港严格界定为普通法适用地区的一员，在政治上界定为西方民主体系甚至是港台联动的本土主义体系之一环。双方之政治心理距离相差甚远，弥合不易。
在此情况下，香港的反对政治将会长期存在，需要香港本土学者、研究力量及社会舆论自觉检讨，更新观念，剥离激进意识和势力，合理应对中国的大国崛起及区域主导权的建构进程并通过建设性参与尝试更好地理解国家和重建自我。另外，央港关系改观也取决于国家更高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在民主法治层面。现在香港很多青年和知识分子对央港关系互动中国家主义逻辑的增强多少都有些警惕，即对未来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从而为了进行风险管理而追求更高程度自治。国家的更高程度发展可以有效消解这种顾虑和恐惧。而政治心理安全正是国家认同和深度回归的前提。
因此我觉得国家要在战略上更清晰地阐述自身的发展框架和方向。我试图把它定位为两点：第一，中国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超级大国，要同时协调完成国家层次的宪政建构和超国家层次的新帝国建构，实现两个层次的并轨崛起；第二，要关注现在世界普遍发展中的公共性问题，通过资本、文化以及政治合作的输出来解决美国在全球体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与美国在世界制度竞争当中取得比较优势，证明自身存在与模式的正当性及普遍性，“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就是很有价值的开创性战略设计。
只有通过这两点，才能比较长久和完善地解决香港体系回归的问题，至少使得香港多数民众和知识分子不至于单调地认为内地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以及没有溢出正面价值。如此，超越具体的法律与政治细节冲突，香港的全部问题实际上可归结于中国国家建构及其软实力体系的完备性与具体进程问题。我们在对策意义上分析和设计央港关系改进框架的同时，也要同时意识到并强化主体中国更加规范的发展和更高层级的文明建构，以真正文明而有力的观念和力量作为国家认同与团结统一的牢固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