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习这个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来实施“一国两制”。这不仅是对香港而言，对中央政府亦然。
我们讲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港等，表明无论是根本性的宪制法律，还是具体的法律规定，都应得到尊重、遵守。所有人都要依照法律行事。强调宪法的权威，实质上是强调“一个国家”，尤其是现在面对一些极端声音，强调一个国家、强调法治更有意义。《基本法》统领香港的各项具体法律、条例，是“两种制度”顺利实施的保障。
一个法治社会，在发现违法行为后，必须进行追究和严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治社会运作。一味宽容，姑息、轻判等会削弱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其次，政制发展“顺其自然”。中央已再三表明诚意，希望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基础上实现行政长官普选。过，当然好。不过，“天也不会塌下来”。
再次，凝聚社会共识。如董建华先生的团结香港基金会，应成为为特区政府发现、招揽、培养各类人才的“人才库”。
最后，培养新一代爱国爱港年轻人。青年问题涉及教育、就业等，关于教育，前段时间讨论比较多，涉及学校环境、课程设计、科目教授、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不一而论。我想说的是，在内地学生来港读大学或香港学生赴内地读大学的基础上，能否再进一步，如内地大学可不可以来香港设分校，以期更好地培养既瞭解香港又瞭解内地的新一代香港人？这在法律上没有太大问题，就看具体怎么操作。
关于本土意识
至于本土意识，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萌芽，实际上是港人一种尴尬的自我认知。在港英时代，他们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只能是香港人。本土有积极的一面（它可以反映自我认同、民族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意识，它是自我认同、塑造，并形成共同身份价值的第一步。但本土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本位主义，排外情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政治意义上的分裂、独立意识等）。应适当引导，该鼓励的鼓励，该抑制或打击的就抑制、打击。协助港人重塑新世纪的身份认同，共筑“中国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