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政改难以一劳永逸
未来治港无论是收权还是放权，都必须加强治港中的法治权威，以《基本法》为中心来巩固央港关系中“一国”的实质基础，而不宜以白皮书这样一个国家主义的解释性文件作为单一的治港准据，以及依据这个文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一个权威之下做很多与治港实际不相宜的动作。
长期来讲，央港互动需要一个新常态，应该是要摆脱2003年23条立法和2012年国民教育这两个失败的互动经验。甚至，中央的白皮书和8·31决定就是要逆转央港互动中的此种惯例以及中央的弱势形态。此外，我也不认为反“占中”的胜利是彻底胜利，不认为这是可以多次模仿的新模式。如同我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新书《香港政改观察》中所言：香港政改未完待续，香港存在“继续民主”命题，央港双方应以超越占中/反占中的政治理性与合作精神共同面对这一新的挑战，适应香港民主的新常态。
反“占中”胜利的定位有值得补充和商榷之处。“占中”本身在政治运动里面其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它实现了香港社会比较充分的民主动员以及社会运动人才的储备和操练。经过“占中”这次训练，香港的民主对抗已经弥漫到整个社会，而且调动了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后面又出现了港大学生会退出学联的事件，这不意味着香港学运的分裂，而是意味着香港学运激进化和力量重组，旧的学联框架对学生运动发展的制度性约束丧失，下一步在香港学运或社运中青年学生的支柱作用和话语权会进一步增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裹挟泛民主派在一些议题跟从。
在最近的反水客运动上就很清楚，尽管后来有泛民派何俊仁等人的切割，但在更长期的社会运动阵线或议题上显然还会做进一步的捆绑，因为他们面临着更一致的理念认同以及更需要团结的民主任务，所以这次“占中”把青年学生的意识较为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引入了“民主新世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