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长官的选举，《基本法》订立时就很多争议，第45条第二款“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是在最后时刻才加进来的，本来是只有第一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从这点可以看出，在政制发展的问题上斗争一直是非常尖锐的。
选举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便将来有了普选，相关普选办法也永远有改进的空间，社会问题不是精准的科学实验，永远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所以，普选后纷争也不会停止，可能情况还会更加复杂。最近的民调显示，多数市民希望在831框架内实现普选。现在就看反对派的选择了，他们是否真如所说般“不怕承担政改未过的责任”。
第三就是社会主流价值仍未发生根本改观。香港的主流社会价值包括法治、自由、经济发展（搵食）、民生改善等。近年来社会出现一些变化，体现在保卫菜园村，反高铁拨款，“占中”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但并未令世代价值从注重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彻底转换到民主等理念性价值。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如此，这是香港稳定或曰保守的力量，从此次“占中”也看得出，大部分市民不认同“占街”、不希望影响生计。
第四是极端言行的出现有一个累积过程。2010年“五区公投”中曾以“全民起义”为口号，及至2011年，强调香港“本土”的声音在“双非”、两地融合等议题刺激下突然高涨，网路上出现“香港本土力量”、“香港自治运动”等，他们有的主张“为香港人发声，捍卫本土文化，保障香港权益，抵御文化清洗”，有的在游行中挥舞龙狮旗，但都声称立足“本土”，不追求香港独立。
2011年11月，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陈云推出《香港城邦论》一书，以一种“香港遗民”的论述主张“城邦自治”，主张“香港本位，香港优先，香港第一”，“一国两制，香港自治”，再一次将香港“自治”，“本土”等字眼变为热点话题，吸引了一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与追随。“占中”清场后，一些参与者继续以其他方式发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水货客是“占中”的延续。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针对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发泄不满。两地关系涉及很多层面，很复杂，内地和香港都有需要承担责任，也需要共同协商。但一些极端言行的出现，包括内地针对香港的一些过激言论，显示出“一国两制”在两制相处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
最后，有鉴于政改争拗，以及接下来的连串选举，本届特区政府恐怕“看守”就是“胜利”。香港问题的积累是多年的，改善也不会一朝一夕间，可能需要三年、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相关工作是要继续去做，但也不能太着急，有时太急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