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世代倾向于借助网络社区形成主流价值联合体
台湾社会中间群体力量的壮大，不仅意味着经济矛盾持续未解，也隐含着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寄托与政治权力的转换脱钩：新一代青年以上个世代的繁荣为参考，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于是出现以世代冲突来描述与定位问题。世代冲突主要源自于不同的政治世代会因为受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对政党竞争的态度和投票偏好而有明显的差异⑦。具有相同经验的民众，其政治倾向会较为相近，且政治倾向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
出现相对被剥夺感的青年力量正加速壮大并借助新媒体深刻地影响着政党应对风险的决策制定。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促使台湾青年世代的态度理念较之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个人能动性凸显。受现代性影响之前的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团结性理念，人与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为了维护这种生存需要，人们会约束自己的言行、思想。这种集体型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正日渐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型价值理念的凸显。⑧与国民党当局“戒严”时期成长起来的代际人群对大陆有较强的认同不同，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强调“台湾”自身的认同，其本土意识增强，形成了名为“天然独”的新型“台独”思维。⑨这种思维也深刻地影响着岛内政党的发展与政策制定。
通过移动互联网，青年世代的个人权利和价值得以提升，并且被激活的个人资源成为社交网络中的直接生产力。美国社会学学者韦尔曼指出，由个人网络形成的联结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构成的网络不但具有极强的社会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变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⑩台湾政党通过构建社区文化认同来强化社区参与者的主体性，从现实帮扶发展至网络联结，意在把社区人员之间产生的联系与社区整体意识相融合，形成区域共识。网络社区的构建确保政党可快速高效地联结社区个人力量。对台湾政治影响深远的“太阳花学运”及“反课纲运动”之所以可快速集结大量人员，不乏社区网络和各大社交媒体的平台助力。发起者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联动、协作，最后形成“无组织的组织”。青年群体的政治关注度和参与度也由此得到明显提升。以“太阳花学运”为分水岭，此前，台湾青年世代不太愿意参与政治选举；而“太阳花学运”后，青年世代更加愿意参与政治选举，也更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与看法。⑪2016年“大选”民进党可以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大量青年选民票数的增加，平时政治冷漠的“首投族”为其选票多有“加持”。
当前境况下，这一世代的青年政治参与度提升也暗含了一系列的风险。一是促使政党开启对网络社群媒体的强控措施，以便于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为了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培育个体的政党偏好，台湾地区的社群媒体功能扩展被提上日程。各党派以网络直播、专属APP、“脸书”、“油管”平台等等途径扩大与选民的交往互动，整合观察选民意见，培育网军引导舆论方向，网络中的个人与政党的粘合度会有所增强，更容易受到政党议题的影响。二是刺激产生愈来愈多的非理性个体。由于部分青年群体附带着更强烈的“自我色彩”，在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时，更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引领者”来整合当下混乱的局势。而这个引领者的意识形态真正为何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能否契合这些参与者的个人情感目标和利益表达。这就为政党通过设置议题快速引发利益之争，以小事件引发大骚乱提供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