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的军队和启率领的全体石峁人发动了对陶寺的战争，以残酷的手段消灭了留在城内的敌人，为被尧舜冤杀的鲧复仇。不仅击败了舜的势力，还清除了嫡长子系列的尧的势力，并采用了残酷的“绝嗣”之法杀死并掩埋了陶寺贵族。
关于五帝历史，虽然古代文献中的“禅让”记载也符合情理，但从现实中的考古挖掘来看，暴力战争更有可能。考古成果显示，陶寺与石峁都属于龙山文化，两处遗址之间有交流，两地居民有血缘关系，后来石峁居民残暴毁灭过陶寺。
禹军占领平阳（陶寺）后，舜之子商均逃到阳城。禹军追到阳城，商均又逃至安邑。禹军一路攻杀，因此历史上禹的都城有平阳、阳城、安邑等多种说法，很可能这些地方都曾为禹发出号令的指挥都城。
禹在大约4000年前（公元前2070年）称帝，建立夏朝（“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此时石峁城地区因气候恶化已经农业衰竭，不适宜生存，因此夏朝几代帝王向南方农耕区迁都。为了寻找更好的自然环境，多次改址，最终河南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3500年）成为夏朝都城。
石峁出土的牙璋被二里头传承，成为了夏文化的标志物。夏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历史的“五帝”时代，中华文明走向成熟，夏文化成为中华大地的主导。
夏朝迁都次数较多，每次都城建造期短，规模有限，因此后世难以发现与石峁城规模相似的遗址。“五帝”时代与夏朝时期，丝帛发达，是官方文字的主要载体，但极易腐坏，所以各地出土的“五帝”与夏时期文物中很难见到文字（三星堆遗址也未发现文字应为同样原因）。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华文明萌芽于“三皇”时期，起源于“五帝”时期，成熟于“三代”时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逻辑推论：1.中国“三皇”时期（距今约6000年前），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的伏羲、神农、女娲等神话传说中包括了诸多文明要素，出现了开始从文化阶段向文明阶段发展的迹象；2.中国“五帝”时期（距今约5000年前），由黄帝开创的中华统一局面已经具备国家雏形，考古成果也证实此时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3.中国“三代”时期（距今约4000年前），以夏代建立的国家为开端，中华文明日益成熟。细节显示，中华文明的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