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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月刊：台湾大罢免的政治逻辑与后果分析

http://www.CRNTT.com   2025-09-29 00:02:30

二、台湾罢免制度的演变：从民主监督到政治工具 　　台湾罢免制度演变历程揭示，其初衷在于强化民主监督，但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逐渐被滥用为政党斗争的工具。2016年罢免门槛降低后，罢免案数量激增，多数沦为政治清算手段。这种演变不仅削弱了民主监督的实效，还加剧了社会分裂，使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大幅下降。 　　（一）“修法”带来罢免制度的重醒 　　台湾的罢免制度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当时由于极高的门槛设置，罢免权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在所谓民主化后，罢免制度逐渐活化，但真正的转折点是2016年11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这次“修法”将罢免案的提议门槛从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的2%降至1%，连署门槛从13%降至10%，最重要的是将通过门槛从“双二一制”（投票率及同意票都在50%以上）改为同意票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即可，且彻底取消投票率限制。这大幅降低了罢免的难度，实质上完成了从“形式民主”到“工具民主”的转型。 　　（二）罢免活动逐渐扩大化 　　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公民团体发起“割阑尾计划”，试图罢免被认为不称职的“立法委员”。虽然这一行动最终因门槛过高而失败，但它通过公民团体发起、网络动员、街头造势等复合手段，将罢免从法律程序转化为社会运动，推动了罢免制度的改革，也预示罢免作为政治工具的潜力。2020年6月，高雄市长韩国瑜成为新制度下第一个被成功罢免的直辖市长。93.9万张票同意罢免，跨过了57.5万票的门槛（有投票权民众人数的1/4以上）。⑦这一案例的成功，既展现民进党“全党动员”的运作能力，也揭示制度设计中的致命缺陷：当罢免程序脱离实质审查，仅凭数量优势即可颠覆政治格局，民主监督机制便异化为政治清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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