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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琳达 |
包琳达：任何一个明确的方案都不是坏方案
香港目前没有处于有效的管治下，且已经影响了经济和民生建设。香港的政治氛围像一个高压锅内部压力得不到化解，但香港人比较实际和保守，需要一个清晰可控的未来，目前对政府的不满还没有到底线，因此我认为任何一个明确的方案都不是一个坏方案。
要分析香港管治问题的根源，应搞清楚中央在两个方面的大前提。其一，如何看待对香港问题的处置将对国家形象产生的影响，比如，如何看待当年港人治港的承诺以及其他历史遗留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应有共识，且将影响到未来普选的风险评估。其二，香港作为中国一个有特殊的历史文化的特区，从曾经的殖民城市到后来的移民城市等，如何针对它的特殊性去化解深层次的治理问题，中央有足够的智慧。
港府对社会管治困难可能来自社会对中央干预的不满，对未实现普选的不满，对特首本身的不满等等多重因素，目前来看普选似乎可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普选的设计可能就决定了这口高压锅的命运。这就涉及到普选落实与否的风险评估，落实或不落实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规避？我认为，普选是中央的承诺，还是会实现的，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开闸适度。
中央对香港管理的心态可能需要调整，充分考虑香港本身及中央和香港关系两方面的特殊历史，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增加良性沟通，集中精力减少内耗。
周融：2016立法会选情将左右施政
政改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央与泛民主派议员之间能否找到一些妥协的地方。我认为，作为中央来说，他们希望香港落实普选，而在泛民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找到一个下台阶，让他们可以对外表示，已经争取到了一些东西。另外，在提委会的组成上，如果可以允许区议员进入提委会的话，可能会成为泛民接受的一点。我觉得，不到12月，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谈。
我更关注的是，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能否继续保住否决权，以及在地区直选的席位上，他们能否保住51%的大多数。如果泛民丢掉其中四五席的话，可能就会失去否决权，那么政策法案在立法会中得到通过机会是回归后首见最好的。
如果2016年的选情发生这种变化的话，2017年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至少在五年任期中，在施政上都会比较顺利。这五年时间，特首若能妥善解决香港一些问题的话，建制派的控制力也可以随之增强。但是，如果在这五年里，特首都无法有效管治香港的话，那么特区的前途也将存疑，反对派也可能趁机卷土重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