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陈勇先生所说，香港的人员构成受到中国20世纪中后期革命和政治运动的连续影响，是20世纪“失败人群”的避难所和滋养地。大逃港不仅仅是49年以后毛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挫折的人或知青在边地磨灭理想之后寻找避难地点的时代现象。在49年以前，也已经有很多内地人向香港移民。解放战争时期，很多国民党人士逃亡香港。知识分子如文化学者钱穆以“花果飘零”的心态面对新中国的崛起，选择香港作为落脚点，创办新亚书院，赓续绝学。文学奇葩张爱玲更是在根据地无法适应之后来港避难，在外国机构资助下写出《秧歌》和《赤地之恋》这样的反共文学，想必对香港市民产生不小影响。商业精英、普通市民、知青也来到香港，这一代人在现在香港社会握有话语权，且在港英末期成为政务官阶层，成为殖民话语和价值观的坚定社会基础。这些历史与人口构成的复杂性，可以部分解释香港回归十七年来的政治对抗与心理互不信任。如今，政改议题正加速促成香港更加清晰之二元分裂社会的形成。
政改斗争不是敌我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人民，活用民主政治技艺。
香港人口总数占中国总人口比例虽然不多，但基本上容纳了所有内地主体政治精神无法容忍的所有异议群体。这多少印证了内地对香港的“反共基地”一说以及将普选与国家安全进行紧密捆绑。香港俨然成为大陆历次政治负资产的蓄水池和发酵中心。这是香港的历史复杂性，这些因素都裹挟进了当代的政改辩论之中。
这批人与中央的管制权之争，不仅仅是普选之争，而是围绕普选作为议题，面对二十世纪末期整个中国政治分化的再对话和再竞争；这不是简单的法律分歧，也不是技术对抗，而是现代中国没有在精神上与宪法上完成真正的统一，由此而带来各种价值与制度的分歧与对抗。然而，所有的争执和斗争在总体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方反方都对未来的共识与团结做出了特殊的、不可取代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