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社会土壤看，香港是个移民城市，从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每次内地有重大事件，如战争，饥荒，各种运动，都会导致就有一批人来到香港避难或讨生活。这也决定香港人口构成中，有不少（对共产党）怀有“恐共、拒共、反共”心理的人。虽然香港回归已经17年了，但反共、拒共的土壤在香港依然存在，加上一些右翼媒体的歪曲宣传，有一些年轻人对共产党、对内地的印象不佳。是从2012年国民教育科被迫撤回的遭遇看，人心回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香港的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经历过港英时代，对那个时代也缺乏客观的认知。比如所谓的麦理浩“黄金十年”，如果只看到港英政府改善港人生活质素，而不了解其内在的驱动力，即面对统治危机（“六七暴动”的冲击）后的怀柔和对即将到来的香港前途问题的应对（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那无疑是理解不全面的。港英时代的历史需要正确、客观地认识，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应过度褒扬，就像应该客观看待共产党、内地的发展一样。社会土壤的酸碱度适宜，pH值不过大也不过小，才比较健康。
第三，从香港的现实问题看，回归后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由基本法予以具体保证。但有关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两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香港的政治架构在回归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遇到了行政主导难以实现、行政与立法关系长期紧张、行政长官“孤家寡人”等一系列难题。香港社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不少问题。有些当年的优势甚至成了今天的掣肘，如香港长期坚持的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受到挑战，大商家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张力逐渐加大，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的空间变小，贫富差距拉大，高楼价、置业难等。这些现实的问题互相交织，难以用一剂药就解决，不仅令特区政府“头痛不已”，也构成中央担心的管治问题的核心。
总之，管治是个系统工程。香港管治问题的出现不是突然的，解决起来也难以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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