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港台新儒家的奋斗及其局限
五四狂飙过后，上节所述是“全盘西化派”或“现代化派”对待儒家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在这种情势下，锲而不舍地想挽救“花万飘零”之儒家传统者，唯有港台新儒家而已。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新儒家的核心人物牟宗三（1988）认为：对于形塑中国人“普遍的精神实体”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文化传统，他将儒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大时代：（1）先秦儒学：以孔、孟、荀为代表；（2）宋明理学：以周、张、程、朱、陆、王为代表；（3）当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开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
1、牟宗三的判教
牟宗三凭个人坚定之意志，独力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书翻译成中文，又以之作为基础，梳理宋明理学的发展，撰成三巨册《心体与性体》（牟宗三，1968-69），一生的学术贡献确实是如他自己晚年所说的“古今无俩”。
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牟宗三（1968）反覆指出：
朱子后来所谓“太极只是理”，或“性只是理”乃是所谓“但理”。动静阖辟是气，心与神亦属于气。理气虽不离，亦不杂。将其所理解之性体、道体、仁体（都只是理）着落于致知格物之言之。（页18）
其言致知格物只成为散列之“顺取”，而只落实于存有之理之静摄。（页527）
他将朱子的进学之路归诸于其“家学与师承”：
其家学与师承俱以《大学》、《中庸》为首出也。（页1）
朱子因胶著于大学，却拧转而为横列的静涵静摄之系统；主观地说，是认知的静涵静摄系统，客观地说，是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页54）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之“理”，乃是“存在之理”，它跟西方哲学的“形构之理”本质并不同。不仅如此，中国哲学中的“存在之理”亦有两种。一是动态的“存在之理”；一是静态的“存在之理”。两者和“形构之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超越的”；但是在是否能“活动”（创生）方面，两者却有所不同。他将前者称为“即存有即活动”的本体；而将后者称为“只存有而不活动”的本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