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破解这“双重边缘化”的困境呢？。从2019年春节过后新冠疫情的闭关期间，我回顾过去将近半世纪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心得，撰写“中西会通四圣谛”的一系列著作，希望有助于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书系的第一本书，题为《超越与实在：牟宗三的科学观》，该书前半部的析论指出：牟宗三为了完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刻意对康德知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作出有系统的扭曲。这种“系统性的偏误”很可能使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者无法理解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并使港台新儒家的发展承受难以为继之“苦”。后半部则“对症下药”，介绍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
这本《牟宗三的科学观》是“中西会通四圣谛：苦、集、灭、道”书系的第一部。第二部《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将重新组织并改写第四版的《社会科学的理路》，每一章后面添加一节“文化反思”，说明该章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中的应用。这是“集”，希望能够汇集西方科学哲学之精华，为华人学术社群所用。
2021年8月1日，最早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双重边缘化”的史学泰斗余英时在睡梦中辞世。他逝世之后，海内外一片哀悼之声，大陆学术界称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跟他有“亦师亦友”关系的龚忠武，却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他是“买办学人”。我原本是余院士的“粉丝”，收藏了他的许多著作，当时觉得奇怪，一个真正的史学泰斗，身后怎么会有如此两极化的评价？因此回头仔细看他的著作，才发现余氏其实是本文所谓的“现代化派”，著作中潜藏的问题确实十分严重，所以陆续在香港《亚洲周刊》和《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他的研究取向，将来准备出一本书，题为《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作为本书系第三部之一。希望华人学术界中“自我殖民”的阴魂能够因此现身，而得以“灭”渡之。
第四部包含两本书，一本是《玄奘与荣格：自性的探索》，另一本是《宋明理学的科学诠释》。这是我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依照我所发展的知识论策略，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Hwang,2019)，希望回应费孝通反思“五四意识形态”后所提出的“大哉问”，以便走出本土社会科学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