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宋明理学反倒成为费孝通心中社会学扩展界限的关键：
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
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种跟“理学进行交流的手段”。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费孝通，2003：p461-463）
费孝通早年受到“五四意识形态”的影响，迷信“实证主义”式的“科学主义”；改革开放后“复出”，仍然认为：儒家文化传统是“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到了晚年，才清楚看出：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而呼吁中国知识分子要有“文化自觉”。他同时瞭解到：要找出中国社会运行的“机制”和“结构”，必须要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方法论”。
费孝通晚年的反省，已经指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发展的大方向。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确实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它也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钥匙”。理学所讲的“关系论”，就是在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过程”，这就是中国人在其生活世界中所谈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社会学所讲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
二、 朱子的未竟之志与西方的崛起
1、《四书》的正统地位
我们可以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朱子发展理学并且以之作为基础编注《四书》的重要意义。儒家经典，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六经”，是先秦儒家教学的材料，俗称“六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