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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大咖讲书”第四期学习活动8月26日在香港总部举行（中评社图片） |
财富推动型的经济和金融化、地产化的发展趋势，深刻影响了社会资本和人才的流向。香港每年的状元，除了选择学医，就是修读金融和法律，就都是“一号香港”的产业。而且，当经济过度金融化和地产化时，会大大压抑创新、创业、创意，所以香港这么多年来经济一直缺乏活力。我来香港20年，没有见过本地一家大型新企业出现，新产业更难以扩张。年轻人在这个社会中靠劳动谋生，收入增长永远是追不上楼价和通胀的。所以，他们关心的公平正义不再是如何去创新，如何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只聚焦于资源再分配，只关心分配上的公平，而不再关心社会发展的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平行时空中出现两个撕裂的香港，以及他们之间越来越触目惊心的对比。各种研究报告普遍给出的政策建议都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用香港所长去服务国家所需”，这两点我非常赞同，而且我也认为是香港未来发展必须坚定去走的方向。可是，这两个方向是否足以解决“二号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香港未来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事实上香港一直都在国家大局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就是全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到今天为止，改革开放40年，香港贡献了全国超过50%的FDI（外商直接投资），在大湾区则达到60%—70%，个别城市到80%。香港一直都不是局外人。此外，就是“CEPA悖论”，企业将部分功能转移内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企业获利的同时本地的产业和就业是在流失的。
再有就是“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可是香港的“所长”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号香港”，受益的只有“一号香港”的精英。“二号香港”需要什么？需要补短板，需要吸收别人的所长。
所以，我希望能够去深刻辨析两个香港的实际需求，从各自的发展需求出发，找到有针对性的建议，从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出发，找到令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
两个香港撕裂的三大根源
我觉得主要有三大因素造成了两个香港撕裂的根源。第一，超级全球化下香港的三次既成功又失败的转型；第二，香港自由放任体制下资本霸权的形成；第三，移民因素的冲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