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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社长郭伟峰为洪雯颁发“中评大咖讲书纪念牌”（中评社图片） |
国际化是“一号香港”最核心的特征。香港很多国际功能是通过“一号香港”来发生，“一号香港”也集中了香港大部分的优势。香港是全球城市、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东西方超级联络人、人民币离岸中心、企业走出去平台、跨境公司地区总部基地、高端服务业中心、富人天堂等。这并非浪得虚名，全球的资本和企业的的确确用脚投票的结果。“一号香港”的产业有三大板块：金融、地产及所需高端服务业。香港是国际资本流通平台，金融业首当其冲是核心，而地产与金融高度绑定、高度融合；此外，金融、地产亦需要一系列高端服务，包括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等。那么“一号香港”的利益主体是谁？很显然主要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包括资本家、投资人、精英阶层和所紧密相连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些附属于精英阶层的中产阶层。但是，很可惜的是“一号香港”如此美好的景象，只不过反映了香港的一个小片段，不足以支撑全体港人的发展需求。
“一号香港”与“二号香港”之间的最明显的距离就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2006年到2016年，香港最富裕的10%人口与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差距从34倍扩大到44倍。2016年，香港除税和福利转移之前的坚尼系数是0.539，这个数据非常惊人。除税和福利转移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降低坚尼系数，但2016年除税和福利转移后的坚尼系数仍高达0.473，比新加坡、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法国都高，且超过了临界界限。
香港对贫穷的定义是相对贫穷，将人均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定为贫穷线。《2018年香港贫穷报告》指出，香港有43.5万户超过100万的贫穷人口，占整体人口近15%。不只是收入的不平等，资产的不平等在香港更加明显。1993年到2020年，香港楼价指数上升三倍，但住户入息中位数只上升了67.3%，收入远远跟不上资产飙升的幅度。当资产升值时，香港拥有自置居所的整体住户的比例却在下降，从2008年的53%下降到2018年的49%。最近两年，楼价超过家庭入息中位数的20倍，香港已连续10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高、最难负担的城市。公屋的轮候时间长达5.8年，9.3万户、21万居民住在劏房里。
事实上，“二号香港”容纳了香港大多数人口，是大多数中产和基层市民安身立命的家园。香港比较传统的产业都在“二号香港”，包括贸易、港口、物流、旅游及相关的零售、餐饮、酒店、各种服务业等。“二号香港”里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部分企业由一两个人或者是家庭组成。因此，其利益主体就包括大量中小微企业、受雇于这些经济板块中的中产和基层以及依赖社会福利生存的非就业群体。
两个香港之间其实并非是“一刀切”、毫无关联，互相也在为对方服务。例如，“二号香港”的人也要去银行借钱买楼或处理一些金融需求，但金融的核心功能并不是为“二号香港”服务，它的核心功能是为国际金融流通服务。“二号香港”中一些经济活动事实上被“一号香港”的资本家所把持。我们经常讲资本霸权，“一号香港”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二号香港”，但他们之间的关联只是一面，另一面是二者之间巨大的鸿沟，此消彼长的鲜明对比和矛盾。经济学家经常谈到“涓滴效益”，事实上这种效应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二号香港”的状况。香港虽然被《时代》杂志誉为“全球化的典范”，但这并没有让大多数人受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