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院“一国两制”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担任主讲嘉宾（中评社 徐梦溪摄） |
中评社北京8月17日电（中评社报道组）7月27日下午，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三期学习活动在北京记者站举行，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受邀担任主讲嘉宾。活动期间，田飞龙围绕其最近的两本著作来谈香港的政治秩序问题，讲书主体是“香港之变：从修例风波到香港新秩序”，就“一国两制下半场”、香港新秩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田飞龙认为香港已经决定性地转入了“一国两制”的下半场，这意味着一国从原来的那样一种高度节制以及模糊的存在走向了一个现实而有力的存在。他认为当前香港的“去殖民化”及再出发必须要和国家共进退，必须要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之后才有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两者是不能割裂开的。回归以来在香港实际上是自由太多，秩序太少，其代价就是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尤其是国家安全长期透支，当前应当关注如何在秩序和自由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田飞龙认为香港社会是一个现代化世界的浓缩，在香港社会还能看到非常深的殖民的印痕，无论是风土文物、公共道路、典章制度，或是精英层的对英语文化和英国制度的深深的留恋，都带有浓厚的英国风格，殖民遗产的部分里面也带有一种对东方文化的歧视，一种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这导致香港社会始终带有一种国家的飘渺感，香港社会的国家存在的缺失是一个重大的价值缺陷和治理缺陷。针对这一问题田飞龙提出了几点应对方法，并且他列举出了修例风波所带来的的八点显着影响。
田飞龙在讲座上系统地介绍了他的两本新书——《抗命歧途》和《香港新秩序》，他表示香港新秩序绝对不仅仅是国安和民主两个大面上的，还有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与香港普通法回归经验常识等十点细致的课题需要深刻地研究配套，使得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能够得到真正的优化和巩固。
以下为田飞龙主讲内容全文：
“一国两制”五十年的不变，是一场伟大的观念实验和制度尝试。在香港通过这三年的变化，该路线决定性地转入了下半场。“一国两制”的下半场是我个人独创的概念，意味着一国从原来的一种高度节制以及模糊的存在走向了一个现实而有力的存在。香港平台上“一国两制”原来依赖的那种相对和缓的国际政治条件开始变得恶化，并且急需国家来重构和保护，所以“一国两制”不得不重新洗牌。洗牌的力量其实不完全来自于国家，国家其实更多的是被动的应对以及负责任地采取法律行动，其推动力或破局能量主要是来自于香港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这些是我们的香港国安法所针对的两种势力，这两种势力实际上要把香港变成遏制中国的一张牌，使香港成为颜色革命的前进基地，从而为中美整体关系上的变化增加有利于西方的砝码。当然，这样一些变化是违背“一国两制”当中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所以国家从自身的利益以及香港的最佳利益出发，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垂直立法以及整个制度体系的重塑，并且完整地阐释了“一国两制”的系统法理，进行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的制度性动作，中央称之为“组合拳”。这个组合拳尚未结束，但它最关键的两拳——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已经展现出来。今天我的分享就聚焦于从2019年到2021年，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新秩序的来龙去脉，它是怎么发生以及怎样展开的？作为香港社会的每一份子，怎么样适应香港之变？怎么样适应新秩序的降临？怎么样把握自身的新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