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宪制秩序在运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靠它常规的规则和程序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领导一场宪法改革的机构与人民之间互动来创制新的宪法规范，来解决危机问题。当这一切繁花落尽、尘埃落定的时候，沉淀下来的新规范，和原来的规范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宪法时刻。所以处于宪法时刻的人和处于常规法治状态的人是不一样的，常规法治状态的人在规则和程序上只要守法就行了。在宪法时刻的人不仅要考虑守法，还要在原则意义上来回应重大问题，来创制新的规范以克服危机。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宪法并不是为了遵守而制定，宪法是为了人民幸福和危机应对、为了保卫整体共同体的存续而制定。如果宪法规范和程序已经不合时宜了，一定就要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做相应的修正。香港新秩序不只是所谓的新宪制秩序，它是以宪制秩序的结构调整为基础和抓手，深入“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的方方面面，以及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进行补课式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改良，从而缔造“一国两制”下半场牢固的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
这是《香港新秩序》的完整目录。相比《抗命歧途》，《香港新秩序》其实会给人更多的希望，因为《抗命歧途》里面更多还透露出一种深深的焦虑，甚至有点绝望的意味，是对一场破坏性社会运动的内在分析。从里面虽然看到了一些改变、改良的光亮，但是还不够清晰，不够完整。《香港新秩序》是把这样一种改良、改变的光亮较为清晰完整地展现出来了。所以里面有讲到作为中期时刻的2020，讲到“一国两制”的时代分叉，讲到对《基本法》制定30年的检讨——《基本法》客观来讲有创造性，也有局限性——讲到国家安全的法理基础，讲到香港民主和英美民主共同的蜕变，讲到国家新的治港制度规划，后面附了两篇长篇的访谈，讲继续讲基本法30周年的反思和“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问题。所以两本书结合起来，我觉得是能够把修例风波带来的阴郁的心情和阴郁的思考表达出来，也能对光明的前景有理性的解释。当然我本身是不阴郁的，我其实对中央还有对香港社会走出乱局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客观理性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必须把能够为大众所共情的那种阴郁、那种焦虑以及思考的困顿展现出来。要让一般人看了之后能有触动，引起思考和行动，这本书才是成功的。《香港新秩序》就是把我在《抗命歧途》当中隐隐约约的那种信心、那种光亮放大了，并且借助国家重大的立法行动，还有香港社会相应的调整，把它具体化和系统化，这样的话就能把“一国两制”的下半场引向一个光明的前景。如同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后，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抗命歧途》有点山重水复的味道，而《香港新秩序》就有一种柳暗花明之境。
《香港新秩序》聚焦的是香港民主秩序的重构。目前三场重大选举正在紧锣密鼓地按照新选制开展。我在近期的文章当中多次向香港社会发出邀请和呼吁，新的制度是国家非常理性负责地为香港打造的制度，是周全的多方面的考虑了民主发展、国家安全、爱国者治港，还有香港繁荣稳定的种种的基本价值，所以新的制度一定要珍惜。市民们要用自己理性的、负责任的一票，要用积极主动的参选的行为来表达对新制度的认可，表达对新制度所针对的黑暴式的、颜色革命式的民粹化激进运动的反对。市民只有表现出非常强烈地拥护支持新制度的意愿和行动，新制度的社会根基才会牢固，它内部所储存的理性的、民主的、指向贤能政治的、回应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功能才会释放出来。制度虽然由国家制定，但是制度都是大家的，也为大家所服务的。大家如果不去珍惜它，不去参与它，不去支持和拥护它，这个制度就很难发挥其预期的功能。这样一种新秩序就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意图及对香港的干预路线遭到了严重的挫败。所以应对我们的国安法而来的是美国对《香港政策法》的修订，制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香港自治法案》，并且依据根本不具有正当合法性的国内法，用长臂管辖的方法来对香港和中国进行制裁，这是西方条件反射式的非法干预行为。对于这种干预主义的法理的不正当性，我们历来有一些批驳，但它的根源其实是一种法律东方主义，认定西方的法律才是文明和进步的，而中国的法律是野蛮和落后的，所以不能用中国的法律来管理香港，因为香港被认为是西方法律文明下的产物。这隐隐还带有了一点以前租界法律或者治外法权的味道。21世纪了，西方仍然在法律上歧视中国的法律，其实已经换了时空，换了时代了。如今，香港国安法的保护性功能逐渐地展现出来，也使得香港每一个市民在恢复了自由安宁生活之后，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理据，能够拒绝那些黑暴分子甚至是家庭里面的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的煽动蛊惑。
我曾经有一些调研，了解到黑暴在修例风波当中鼓动那些青年人去家里面动员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走上街头，将“时代革命”扩展波及“家庭革命”，意思就是：你不是更爱我们吗，更爱我们就一起和我们走上街头，帮我们改变命运吧；然后摆出那么多理由，说只有一人一票，只有完全自治才能为他们下一代的利益负责，也才有未来。结果他们的爷爷奶奶父母就被说服了，无言以对，于是被子女们动员到街头参加了时代革命，站到了法治和中央的对立面。有了《国安法》之后，其实它会有一个强大的文本在那个地方，还有它背后的法理和理据在那个地方。如果再有子女来蛊惑父母，父母平时忙于工作，也不怎么研究问题，也不怎么了解社会运动，父母就可以拿《国安法》直接和子女一条一条读，进行反向教育。我相信在《国安法》实施的一年里面已经发生过很多类似的家庭再教育故事，有很多家庭又恢复了团结，回到了“一国两制”，回到了法治，一些在黑暴边缘的青年人开始返回来。这是《国安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所以《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效果，不能仅仅从法院判了几个案子来看，这种视角太狭隘，《国安法》的社会教育的意义和效益每天都在体现和波及，这很重要。香港民主的新秩序是“一国两制”完整意涵与法理的一个典型的展台，国家权威更加充实化，中央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更加有机地结合，爱国者治港成为香港民主新秩序的根本原则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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