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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本次活动（中评社 徐梦溪摄） |
也就是说，在西方体系经由殖民遗产留下的装备最精良的一个典型化的西方化社会的香港，经由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造和引导，有可能在“一国两制”的新时代走上一条更优发展的道路。那么它隐含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改造和优化资本主义。这样一场伟大的世界历史的制度实验，一旦在香港成功了，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它的霸权体系就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而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核心使命，就是用社会主义中国去改造资本主义香港，使之能够克服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结构性痼疾和矛盾，使香港人民更加幸福，法治更加权威，民主更加有序，并且能够从容自信地融入民族复兴大局，与祖国一起去开拓21世纪新全球化的星辰大海。所以，香港牌上的新冷战式拉锯和博弈不会简单停止，原因是它在本质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和西方文明冲突与制度竞争的一个长期战场，只不过这样一种长期战场的斗争意味被“一国两制”里的那种中央权力高度节制，甚至“井水不犯河水”的那种带有一定误导性和掩盖性的政策话语给遮蔽及延后了。“一国两制”的初期由于多种条件局限，不能代表“一国两制”的全貌和生动的历史丰富性。可是随着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新冷战无法避免的实质性降临，既往那样一种模糊的掩盖面纱越来越被打破，温情难以为继，我们不得不面对香港平台上多层次斗争带来的残酷性，以及下半场治理的复杂性。我们赋予了“一国两制”以制度生命力，我们利害攸关，我们必须负责到底。这些就是香港巨变的真相和本质。风起于青萍之末，风起于香港内外，风本就潜藏于“一国两制”的深处与缝隙，所以面对现实，勇于斗争，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正道，“一国两制”才能处变不惊，在波澜壮阔的内外斗争中行稳致远。
我是宪法学专业毕业，我对美国宪法有专门的研究，所以在香港问题上确实是也算英雄有用武之地。“一国两制”范畴的宪法学研究绝对不只是去追踪香港的普通法怎么样演绎基本法，或者说去研读几个香港终审法院的判例那么简单，我认为宪法学它本身要从三个要点去理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完整的宪法学的理论视野。第一就是宪法学整体上的一个问题意识，或者说理性的基础，它是对一个民族苦难生活的批判性总结，是有关政治体整体存在类型与方式的共识决断。这种批判性总结的话，我觉得在我们内地的100多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当中是非常清晰的，而在香港由于它本身制度具有一种殖民性，所以不是太明显，现在香港社会实际上正在开展或者补课式地开展一场被延误了几十年的“去殖民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爱国者治港总原则展开的，所以香港社会也在补课式地补上这样一种与宪法学的根本意愿有关的对苦难生活的一个批判性总结。香港社会要意识到必须要和国家共进退，必须要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然后才有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如果将二者之间对立割裂起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没有国家意识，没有底线的政治忠诚，而简单地和西方之间保持共进退的话，其实香港就没有宪法学，它的法治就仍然是一个殖民式的法治。这样一种对民族苦难生活的批判性总结在香港的展开，或者说香港借助爱国者治港展开的爱国主义的再教育，实际上是奠定“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历史意识和理性意识的基本前提。没有这样一种前提的储备和共识化，香港的法治就始终是风雨飘摇，或者说是寄生于殖民体系的。
那么宪法学的第二个面向或者要点，它是一个自由和秩序的组合技艺。去过香港的人都会明白，香港的空气当中充满了自由的因素和成分。香港虽说法治是一个核心价值，可是香港的法治对自由是充分保障，甚至是放任的，而在秩序和安全方面则存有漏洞。我们看到香港的法院常常去纵容和放纵示威者的抗争，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法治的一个规范基本面。所以在香港实际上是自由太多，秩序太少，这种状况有利于一个社会充分表现它的多元化和创造性，也有利于香港吸引世界不同的人群来定居和创业，所以人们都非常习惯选择去香港生活，觉得在那个地方非常自由，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观点表达也非常多元，而且和世界之间的联通是无障碍的，或者说基本上没什么限制。可是香港所享有的自由，它的代价是什么呢？其代价就是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尤其是国家安全长期透支，国家一直用自己安全的利益在补贴香港平台上过分的自由。当然补贴有一个限度，香港这样一种过分的自由，不至于颠覆“一国两制”的基本盘。可是如果这个平台和秩序被颠覆了，那么安全和自由都会不存在。所以宪法学考虑的是自由和秩序的组合技艺，当秩序被过分的牺牲，自由已经演变成一种颠覆性的恐怖行为，这个时候理性上必然要呼吁秩序的回归。我们看到针对修例风波带来的秩序困难，黑暴行动，国家正是从这样一种法治的基本原理出发，从国家安全和选举安全切入，以国家的垂直立法来推动香港秩序的理性回归，使得香港这个平台上自由和秩序重新达成一个各方可接受的、可持续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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