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总书记讲我们开始平视西方，安克雷奇会谈以及这次天津会谈就是通过这些心理变化而来的。香港反对派犯了一个政治幼稚病，他们只知道像念经一样讲一党专政，后面的人也是这么简单教他们，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对什么负责，斗争逻辑是什么样的，不懂党史和党的政治伦理，也不懂中华民族历史与性格，更不懂中华民族大一统具有什么样的核心地位。他们错误地把港独、台独理解成是一种类似西方其他民主国家的地区分离一样，通过颜色革命，通过分离运动，只要以民主程序（比如公投）方式独立就是合法的。错了，在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文化里面，公投独立也是不合法的，不管用什么方法造成民族国家分裂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在民主投票程序之外有一种更加根本的法则。这个可以用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大师柏克的理论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宪法秩序不只是当代人立法决定的那些事，而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共同守护的统一体。不要以为当代人的投票能够决定一切，错了，当代人的投票是不能够决定多少代人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和制度成果的。你一旦这么决定了，实际上你是背叛了所在文明，你没有资格做这个决定。我觉得香港社会要想完整地了解中国共产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需要看三部电视剧——《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三部结合起来看，才能看得懂百年党史与国家历史。
我曾有个说法叫“民族复兴史本质上就是跨过一条条鸭绿江”。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也是跨过了“一国两制”的一条鸭绿江。“一国两制”本质上也不可能例外，国家理性从未缺席，在危机的时刻和理性的边界处往往是最为清晰的中央应对的组合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党的领导（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始，不是直接由全国人大立法，是党的领导先确定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框架，然后国家开始立法来实现它，把它上升为一个国家法律。《抗命歧途》从修例风波的全过程分析展开，已经揭示出了香港由乱返治的大致思路，但具体展开还有待《香港新秩序》来完成。
第二本书《香港新秩序》是接着前面那本书《抗命歧途》展开的，是从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秩序危机与国家涉港立法当中来理解香港的秩序变化，焦点的事件就是香港国安法以及围绕香港民主秩序进行的改革。这个改革并不限于2021年的选举制度改革，而是包括了2020年的全国人大关于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那样一个决定实际上已经开始将“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在香港有关选举和监管制度上进行制度化。香港特区政府在2020-2021年的内外斗争当中有所政治成熟。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之前都是非常骄傲的，觉得自己是延续港英的传统，具有非常专业的知识和规范的操守，打一份工，然后慢条斯理地给香港市民服务。他们这么做有一个前提，得有人帮他们做决策，得有人帮他们维持根本秩序的稳定，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公务员是不可能安坐在办公室里面来处理政务的。
事实证明香港的公务员其实是整体上不合格的，原因是他们的确有一套专业知识和“打一份工”的这种法理官僚制的操作流程，可是他们没有政治家，不善于判断和应对危机状态和危机事件，也没有宽阔的肩膀能够承担起“一国两制”这种沉甸甸的落在他们肩上的责任。他们的政治素质、大局意识还有政治能力怎么出来呢？他们所接受的港英公务员那一套不可能教会他们，而必须通过现实的残酷的斗争锻造出来。所以经过修例风波、国安法以来的一系列斗争，香港特区政府里面的一些官员，包括特首本身，在政治上开始逐步走向成熟，这也是香港新秩序里面赖以维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香港整体的管治队伍、公务员不适应香港新秩序，或者说不能够经过改造转换来担当新秩序，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也不能延续下去。确实在我的分析当中，我看到经过这样一种内外斗争，香港的主要管治团队和问责官员开始逐步克服港英治理当中的一些负面的遗产和影响，去学习和适应国家的体制和战略，日益呈现出一种政治成熟与国家利益的自觉，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一国两制”的法理内涵和行动的分寸，与国家同心同德，负重前行。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人掉队，就像长征当中也有人掉队一样，而最终坚持走出来的同志才是新秩序真正要依赖的同志。新秩序经由国安定制开始起下半场的制度建设的进程，对立法会做了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先是人大常委会关于立法会员资格的决定，后面是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实现了爱国者治港标准的清晰化和制度化，设定了议员资格的一般规范和惩戒规范，为香港本地公职人员的条例修订立法包括制定区议员进行宣誓的细则条款提供了前提指导和规范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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