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香港管治团队将有更强介入
中评社记者：随着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推进，香港市民都期待着特区政府治理效能可以进一步提高，从而解决诸多社会深层次问题。您认为当下香港需要一个怎样的管治团队？在管治思维和方式上需要进行哪些改革与创新？
田飞龙：贤能爱国者才是爱国者治港真正的目的地，这一点在夏宝龙主任两次讲话里越来越清楚。在2月22号的讲话中，他讲到了“坚定的爱国者”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贤能爱国者。他讲到特区政府以及公共机构负责人这些高阶公务员，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活学活用“一国两制”，以及要有担当，要胸怀国之大者，并且要团结，这些其实都是基于一些经验现象，做了一种批判性的总结和要求的提炼。7月16日国安法一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夏主任进一步充实有关“坚定的爱国者”的论述和具体要求。这可以称得上是“爱国者治港”的人事规范标准。
香港的管治团队从建制派到特区政府都有提升素质和能力的必要。我也注意到，最近特区政府推出来一项公务员内地交流计划，以及要建立公务员学院并设立学院院长职位，这是很有必要的。香港的公务员必须要对香港负责，对国家负责，具备新全球化的视野，这需要通过知识的积累和接受不同层次的培训，以及一些挂职任职履职的经历来获得，这样才能以高于香港的眼光回头看香港问题，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找到合适的出路。
所以未来香港的公务员会形成一种能上能下的竞争秩序。公务员中特别优秀的，具有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的公务员，在解决好香港本地问题的同时，也可能获得向国家行政层次和国际组织层次上升的通道和机遇。那么未来香港公务员从政的顶点可能就不是香港特首，而是具有实权的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领导人、“一带一路”有关机构领导人的职位。我认为香港以及香港公务员的转型之路要朝着这个方向提升。从政层次提升了，预期空间充实了，政治责任感、视野与能力也会相应扩展。
另外就是香港的建制派。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立法会将是一个爱国建制派占多数的立法会，中间派和忠诚的反对派将是少量比例。在这种新结构之下，以往那种拉布揽炒和瘫痪立法会的现象将极少出现，因为自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法律就是一把利刃，悬在高空，混入而搅局者随时可能被依法DQ。在这种情况下，爱国建制派将来的主要任务就不是简单地为政府政策护航或反拉布，而是就政策的质量进行实质性的辩论研究与监督。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演变成一种橡皮图章的关系或简单的政策配合关系，而是每一位建制派议员都应该成为一个香港治理的专家，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的合格监督者。他们有丰厚的薪酬，能够雇佣议员助理、设立议员办公室，那么这一办公室就应该成为一个政策研究中心，议员根据自己的专长、专业领域以及研究团队可以有一些议题分工，从而主动提出一些议案、法案，以及在特区政府提出相应方案时，能够有一种研究性的和实质性的立场和准备来应对。
所以，未来香港的建制派议员和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治理竞争关系，谁拿出来的方案能更好服务于香港市民，更有利于国家利益，谁的方案就应该算数，而不只是由行政主导一切。这意味着，议员工作重心的转移，从原来为政府政策护航，转变成对政府政策挑刺，然后提升理性的基础，更好地让政府政策服务市民，解决问题。
国家对香港管治团队素质的提升，对官员的遴选问责也会有更强的介入。因为政策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关键问题。香港爱国者治港的干部队伍怎么样，中央也是有监督职责和问责权力的。如果这几方面都向前推进，并通过实践中实效性的检验，那么香港的贤能爱国者会在竞争和问责交叉的压力塑造机制中产生，这就是爱国者治港要真正呈现的面向。这样就不仅使得反中乱港势力出局，也使得所谓的“忠诚的废物”和两面派失去政治生存的余地，回到他们该在的地方，给真正的贤能爱国者治港留出权位和空间，让香港社会与香港居民真正产生信任，拥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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