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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总部参与学习的部分人员大合影（中评社 梁帆摄） |
对地产霸权要有政策设计巧思
中评社记者：过去反对派的“争普选”口号之所以在香港内部民意产生一定认同，部分程度上与其尝试建构起普选政治制衡所谓“地产霸权”的政治论述有关。在“爱国者治港”原则正式确立、香港选举制度得到完善后，如何透过制度面、治理面的改革措施，来解决所谓“地产霸权”问题？
田飞龙：地产霸权问题在香港社会是有历史来源的，并且是香港资本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控诉地产霸权，声讨地产霸权，甚至要对地产商进行严厉监督。这样一种群众的义愤和社会正义感的诉诸，当然是改革的重要压力和动力因素。
但我们也要注意，香港的地产业也是经济的支柱。我记得在上一期分享中，王春新教授讲过，香港的地产业及相关产业占到了香港经济总值的20%出头，所以实际上这是很有影响的产业，很多产业围绕着它展开。所以，地产业的调控需要注意不同价值的平衡，既要回应住房正义、社会正义，提供一些廉价可及的、年轻人负担得起的住房来源，同时房地产市场本身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和相应的产业支撑也要有适当的保护。因为我们讲“一国两制”，就需要在资本与大众的正义之间有一个平衡，动态可调节的平衡。
当然，今天我们明显看到地产霸权凌驾到社会民生之上，这就需要有一些反向政策来遏制地产霸权，但这不意味着消灭地产霸权，而是需要有比较精巧深入的研究跟政策设计。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反地产霸权“政治化”和“异化”的问题。反地产霸权被裹挟利用和煽动，来作为香港所谓的真普选跟颜色革命的一种动员口号，实际上是反对派利用群众心中的积怨和社会矛盾来追求他们的政治目的。
其实他们的追求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香港社会的住房问题，反而会瘫痪特区政府的管治，恶化“两制”的关系和特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且阻碍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顺畅进程，最终会导致香港走入一种本土主义、揽炒主义，以及简单跟随西方被金融霸权更深捆绑的困境。
所以，他们宣传和煽动的这一似是而非的归因链条，是不负责任的，没有诚心诚意地从香港普通人住房正义的角度去思考解决问题，经不起理论逻辑和实践结果的推敲。我觉得，在爱国者治港之下，打造一个更加贤能负责的政府团队去解决住房问题，倒是一条可以信任和尝试的道路。制衡地产霸权的不只是反对派宣扬的那种一人一票的普选，还有来自中央的正义感和问责。这样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的政治伦理，需要从“一国”的深层面向灌注到香港的管治伦理中，使特区政府以为人民群众解决住房问题和深层次社会正义问题为荣，以反向的作为为耻，并且在中央政府的督促和推动之下，负责任地采取政策措施，回应解决民生疾苦。
我相信，只要香港民众、特区政府官员和中央能够群策群力一条心，找到适当的办法去解决住房问题，香港的地产霸权就不敢公然站出来反对，也不敢公然挑衅和阻止公屋计划或大湾区的安居计划。经过新选举法的改革，传统的将中央和特区政府与香港民众隔断隔离开来，以造成不信任因素和蛊惑性宣传的分离主义做法已经边缘化了，今天恰恰是直接面对住房问题，群策群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谁再从中作梗，就是中央和香港居民的公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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