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不了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理解“一国两制”
中评社：近来，关于恢复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活动的议题引起了一些公开讨论。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应该如何让香港，尤其是香港年轻人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
田飞龙：这个问题是今年浮现出的独特问题。就像2019年修例风波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中央必须进行解决一样，建党百年的纪念活动也自然而然会在“一国两制”领域引起重大回响。
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之间是何关系，围绕这一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还组织了一个非常高级别的论坛，主动探讨这一问题。与会者认识到，必须要从国家法权结构的角度正确理解与定位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是外在于“一国两制”的，而是内在于“一国两制”中，从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之“一国”的一部分，是国家的领导性力量。在宪法序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宪法总则第一条的国体规定中，党的领导是非常清晰的规范性存在。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一国两制”。
英国人当初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也深表惊讶，他们没想到还有如此宽宏大量的治权回归方案，这个方案也给英国人留足了空间和面子。英国人或许只看到了“一国两制”的利益，而没有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心中“一国两制”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星辰大海的事业。共产党人是将“一国两制”看作是和平统一、推动国家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长期战略来追求的。中国共产党可谓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实践者和维护者。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政治力量最理解与热爱“一国两制”，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从本源、初心以及共同增进香港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一国两制”的。因此，要加强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周全认识与认同。
在香港的大学及中小学相应课程中，党史应该有一席之地。理解不了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理解“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也就理解不了“一国两制”的使命与意义何在。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具体存在方式可能与国家权力的存在方式有别，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并不主要以一种直接的治理性权威的方式出现。党的领导在香港社会中可能要继续作为一种间接性的存在，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在宪法中作为政治领导的角色，对香港进行保护与爱护。但这种间接性的存在并非是容忍香港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任意扭曲和谩骂，而是更加权威和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中评社：“一国两制”现已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阶段，您如何看待这一时期香港出现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与转折？反思和总结香港过去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为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带来哪些重要启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加强和完善？
田飞龙：很多人至今还不理解什么叫“一国两制”的中期时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理解“一国两制”的“一国”到底想要什么。一些香港人认为“中共之所以实行‘一国两制’就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这其实是英国人给香港一些人灌输的错误概念，不完全错，但太俗，太低。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观是将经济、政治、文化统筹起来的一种方针政策，香港对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一定是同整体人民的幸福生活、民族复兴、中国的全球治理理想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一国两制”不限于经济利益，其转型必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战略与体制的转变。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一国两制”必然要走上融入发展与全球化再出发的新阶段。而香港也必然在这样的新阶段中展示出其独特优势。
“一国两制”中期时刻必然会到来，且不仅仅是时间上自然推移的概念，其本质则与新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所以，必须引入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关键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才能更好地理解“一国两制”的中期时刻。在这个中期时刻到来之后，就会要求：其一，香港的国家安全要提高到相当高的制度水平。原因在于，香港的角色地位以及抗风险能力要求同以前不一样了。由于国家采取的是更加进取性的发展战略与全球战略，势必会与西方有更加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因此，香港国家安全的制度化水平必须提高。
其二，香港特区政府要向贤能爱国者、坚定爱国者组成的有为政府转型。他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坚定地同国家共进退，而且要有能力回应国家战略与体制的新要求，并能够痛下决心解决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平息民众的怨气与愤怒。
其三，香港青年的教育需要重视，在未来全球化的情境下，香港青年要更好理解和拥抱国家，才能够把握住时代命运，否则他们会越来越边缘化，成为“毁掉的一代”。
这些都要求国家主动进行制度建设，也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做相应配合与跟进，双方相向而行，“一国两制”才能够完成良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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