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回归工作艰巨复杂，责任更多在香港自身
中评社记者：从2014年占中到2019年修例风波，这5年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香港社会一直是蠢蠢欲动的，似乎有一股暗流或者说有一种情绪。请问您怎么看香港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的这种情绪和暗流？我们应该怎么来完成人心的再回归，能够真正地让香港社会产生一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说祖国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田飞龙：这是一个蛮难的问题。我们古典政治智慧里有一句话叫“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国安法解决不了社会深层次的人心回归和认同的问题。国安法解决的是2019年修例风波带来的香港制度的癌变，用这样一种较为激进和直接的方式，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但从癌变康复过来的人还有各种后遗症，还需要做康复治疗。所以刚才的读书专题讲座里面我讲了香港治理剩余的10个课题，实际上是“康复性的治疗”方案，每一点都触及到香港的人心。
对香港人来说，如果2019年是一场政治脑震荡或休克的话，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带给他们的是一次关于“一国两制”的脑筋转弯。经过这两次政治事件，让香港社会刚刚从修例风波的高潮和黑暴现场被迫撤下来的青年人，由衷拥护国安法，尊重党的领导，支持爱国者治港，显然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你就能看得懂，为什么在建党百年的那一天香港街头还有袭警案，维他奶香港公司的“遗憾”声明，以及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感激决议，整个社会的正义观完全颠倒乃至于癫狂了。这是因为整个香港社会还处于一种忧伤和创伤性的情绪感染之中，以一种惊恐的眼神和惴惴不安、把握不住命运确定感的心态，看待北京，看待党的领导，看待七一那一天，看待我们精心装扮起来的“红色”免费乘坐的公交车，害怕上了这个车就下不来了。这种敏感脆弱的社会心理，我们一定要重视分析和耐心引导。
这些年的制度与环境巨变对他们的刺激非常大，他们认为“一国两制”超出了他们想象的极限，国家已经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角色，而他们习惯依赖的西方力量又远离了，所以他们在东西方之间似乎成了一个孤儿，融入不了国家大局和国家精神的范畴，又感觉到被西方抛弃。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跑路”与移民，但大部分人不得不在本土生活，后者就可能以一种泄愤的方式表达愤怒甚至绝望，这就是孤狼式恐怖袭击的一个犯罪心理学原因。他们还可能会选择制度的不合作，甚至选举当中不合作和选举揽炒。所以，我呼吁香港市民走出“小我”来拥护新的制度，目的就是让大家对新的制度产生一种社会信心，不要孤立制度放逐制度。这种新制度落地，社会人心的基础还不那么巩固，如果大家都不爱护和珍惜的话，其服务民众的功能就释放不出来，因为它没有能达成在较短时期重建社会共识的功能。盲目抵制新制度和选举揽炒，只能导致香港社会更加撕裂，人心更加严酷、绝望和易于极端化。
关于人心的回归，我常常用一个时间比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殖民统治的155年：回归24年。人心在认同的层次上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人类学、文化学意义上的人心，可以诉诸传统文化、历史、肤色、种族。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这属于一种较低层次的身份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内地人、香港人、台湾人以及海外华人是一样的，都是华人，共享中国传统文化与一般社会人格。但是人心的高级层面是由价值观和政治权利建构的，我们把它称为是政治法律身份赋予的人心层次。第二种人心层次比较难获得认同，香港社会一直被灌输一种在政治法律身份上与国家对立、与内地有别的不同的身份认知。所以我们要从娃娃抓起，避免未来的年轻人成长为现在的激进学生领袖，以颠倒的价值观和正义观面对新制度，在黑暴经验和虚幻的“抗争共同体”中越陷越深，误己误人。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社会领域和社会领袖能够加快转型和修复的进程。比如传媒的力量，《苹果日报》的个案说明了传媒是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所以香港要重建传媒的专业主义，把真相、负责任的价值观，以及切合法治和历史真实的社会知识传递给青少年。这样一来，政府就能获得更大的作为空间，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人们虽然仍感陌生，但可以耳濡目染去习得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记忆。此外，司法是有导向性的，司法对判决的说理，对一些法律原则的肯定，以及量刑时的轻重，都是对价值观的引导。如果法官在法庭上公然宣扬黑暴有善良纯正的动机，同时训斥抗暴执法的警察，那社会的正义观、法治观会被带到沟里。香港司法既往有此负面作为，在中央监督和社会批评下已出现改良迹象。
这其中有些是基本动作，比如从娃娃抓起的教育，有些是可以加速引导的动作，因为传媒、司法、特区政府的公共政策可以首先带动成年人转变，从而让成年人带动未成年人转变，相向而行。这些都需要紧迫和系统的展开。由此，香港社会精神的转型将会有效缩短痛苦的周期。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能做的是有限的，尤其“一国两制”之下的高度自治使更多的责任落在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自身，这就需要香港社会有更多的人，尤其是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人承担起这个责任。如果大家都不负责任，社会的痛苦将由所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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