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建构的现代化“善治”格局
近现代以来，澳门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阵地，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到各民族“兼容并包”“共荣共生共处”，这样的文化特色下构建出澳门的现代化“善治”格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国际治理需求，国际社会从80年代末开始呼吁“善治”，表现形式为治理主体和模式的多元化、公平化、相互依赖化，发展到今天俨然成为了一种社会文明的范式理念。关于“善治”，并非是西方社会的提倡。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丰富的 “善治”理念——仁政，并且自古以来就是社会主流的美好追求。〔22〕历史证明，二轨路径的存在让多元文明、文化得以繁荣延续其实本源还是中华传统儒家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影响，也让澳门的西方移民群体有了区别于海外殖民文化的“善治”认知，而今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是 “善治”格局得以构建的证明；并且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及各社会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协商和合作，从而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互动关系。首先是“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协调；其次是现代化治理视角下政府主导与社团高度自治的关系协调；最后是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主旨下政府、市场、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协调。三个层次间的互动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澳门的“善治”格局。
四、澳门社会治理多元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观察社会治理模式，笔者认为治理本身不是目的，能让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模式才是研究的价值所在。澳门在治理格局上的历史性抉择保障了其文化的繁荣与兴盛，且社会结构已和多元文化相互依存，成为了澳门社会治理的基础存量和历史印记。在“一国两制”事业步入新发展阶段之际，澳门社会治理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也需要在现有的存量基础上进行增量的探索：
一是增强“制度性”协调功能，拓展治理关系的横向和纵深空间。当前，澳门在公共治理领域方面已形成政府、市场、社团相互分工的稳定格局。伴随着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转轨和社会发展的转型，这一稳定格局如何维持下去，其中涉及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公共组织”等相关主体要坚持在治理关系上的协调配合、紧密衔接，即处理好上文所提及的三个层次互动关系。有效防止社团间因利益、观念不合形成的恶性竞争、分化、排他等行为，还要兼顾不同群族、新移民、新居民等利益诉求，从而不断丰富澳门“社团社会”的定性描述，让“善治”实践行稳致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