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理论作为公共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不同社会关系、制度框架、制度参与、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诠释和现实意义，但其内涵核心都在于解释治理秩序上社会不同行为体间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实现所谓的社会平等，从而与文明发展相辅相成〔2〕。历史地看，尊重文明多元化发展的治理模式才是保障社会稳定、繁荣可持续的有效路径。中华传统文化文明的源远流长与有效的社会治理经验就是一组很好的例子。在传统社会，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有两个典型的解释，一是费孝通先生将其解读为“双轨政治”下的基层社会自治格局，即皇权下到地方上的无为主义与地方绅权礼治的并行模式，主要是为防止中央官到地方上滥用权力，又能维护当地社会的传统风貌和基本秩序〔3〕；二是梁漱溟先生将其描述为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建构，即伦理道德观念与自然经济极度耦合的状况下形成的社会稳定与和谐〔4〕。但这两种解释都基于一个前提基础，即中华传统文化文明还未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社会治理仍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从经验来说，殖民社会中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往往会存在强烈的现实挑战或者激烈的社会斗争，呈现本土文化衰退甚至被吞噬现象，有一种强烈的文明冲突“宿命”。截然不同的是，澳门，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又作为葡萄牙曾经的“殖民地区”，在经历了一定的冲突、协调后形成了各放异彩的多元族群文化共生、繁荣局面。群族间互相独立却又在岛上共同生活而互相渗透，在保持各自文化的特点时又对立统一地融合，不仅在几百年的发展之中实现了文明的延续和繁荣，还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互相嵌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于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多元文明的延续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澳门社会治理是在怎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达成文明的延续与繁荣？有学者认为，澳门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在承认与保护各族群对自身文化存在与延续的需求之基础上，通过建立统一的制度规范与引导社会不同族群通过平等合理渠道表达自身文化要求，并努力将不同族群与文化纳入‘澳门人’这个大框架中和谐并存的现实进程”。〔5〕在四百年间的发展之中，也正是这种治理模式的特殊性造就了澳门成为打开中国与世界不同文明交流的门户之一，将其社会的核心价值逐步演化成为“为容忍、承认、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合作、互助、共同承担和社会责任感”。〔6〕结合本文的核心问题，这种治理模式的特殊性又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演变的？其中是否涉及其他地区没有的条件和因素？
综合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在历史进程下，葡萄牙殖民政府与明清政府在各自国内政治上的特殊性造就了澳门地区治理的低整合状态，形成了政府权力控制收缩的“缝隙效应”〔7〕；同时，外来移民文化的嵌入奠基出澳门多元社会结构形态，也造就了以民间社团为代表的民间自治模式，并影响至今。在贯通中西、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背景下，澳门的治理模式又进一步造就了澳门各民族“兼容并包”“共荣共生共处”的“善治”格局，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