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二轨路径成形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是澳门治理二轨路径成形的时期。这段期间，葡萄牙殖民政府处于内斗严重及管治薄弱时期，让不同种族、社会群体之间，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尤其是华人社群，虽有着明显的利益诉求但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除华人、葡人、土生葡人群体，澳门人口群还囊括了整个亚洲南部海洋地区的各个民族——华人、马来人、缅甸人、日本人、印度人、帝汶人、甚至非洲人。〔14〕澳门逐渐形成了一个伶仃洋海上移民社会，并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下，澳门民间自治力量开始蓬勃生长，结合群族文化来说，形成了某种意义上澳门独有的“差序格局”。诞生了包括华人社群的各类爱国组织、宗亲会、同乡会、土生葡人社团、各行工会和商会，以及各慈善组织，也让“结社”（结成社团）从这个时期开始成为澳门民间互帮互助的传统。
3.二轨路径确立
回归以降，“一国两制”框架开创了“澳人治澳”的新局面，澳门社团积极发挥其民间力量，从1700个发展到1万多个，60万人口的小城平均每百人就有一个社团，每人参加两三个社团是寻常事。〔15〕诸如街坊会联合总会、中华总商会、工会联合总会、妇女联合会、归侨总会、中华教育会等社团推动了澳门社团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发展，澳门二轨治理格局特别是民间自治层面也越发强大，以“社团”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担当起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对话和协调平台，俨然成为一个中介功能和纽带，全方位地引领着澳门民众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活动，也为政治参与扩大的多元主义治理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三、澳门社会治理二轨路径的再释义、再赋能
从宏观来看，澳门社会治理二轨路径的内涵价值在历史变迁中得到再释义与再赋能。结合前文分析，澳门社会治理结构的核心是政府治理与民间自治的二轨路径；伴随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澳门回归以来，治理结构表现为“一国两制”框架下政府主导与社团高度自治的多元治理结构。那么如何理解澳门的二轨路径在新时代、新格局下的内涵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