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华政策掣肘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执行下去，能否奏效，也会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响，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经凸显。
一是美国与盟友间的矛盾。拜登宣布“美国回来了”，但是美国信誉在特朗普时期遭受重创，如今美国能否赢回盟友信任，美国真的回来吗？美国能回来多少？美国要回来多久？美国是否会要求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美国盟友也担心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困境。此外，美国与盟友之间有不同利益诉求，例如美欧在能源、数字税、伊核、巴以等议题上的分歧较大，美俄走近会伤及美欧同盟。亚洲盟友对与中国合作也有更大的利益。
二是美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矛盾。美国二战后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内政高度契合。但如今，美国自觉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美国优先”理念和“特朗普主义”潜流依然存在，“购美国货”“疫苗民族主义”都体现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正是为了统筹外交与内政，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外交目标与国内利益出现脱节。具体而言，美国到底能为盟友做什么，能为“重建更美国世界”B3W之类的倡议拿出多少真金白银也未可知。
三是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中美关系极具重要性和复杂性。拜登从审议和复盘中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提出对华3C政策不一定完全是虚伪的，也是反映出拜登评估对华政策之后的结果。例如坎贝尔曾撰文提出中美要竞争，但不能要灾难。如何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包括经济诉求、安全诉求、价值观诉求等，是拜登对华政策面临的挑战。
三、中国要如何应对？
中美竞争将是一场长期博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在三个方向努力。
（一）修炼内功，增强自身竞争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