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追责难题与认同焦虑：台籍日本兵问题的文学表达” 作者：苏美祥（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睿妍（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摘要】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在这一特殊节点上，台籍日本兵这一特殊群体重新进入大众视野，被台湾社会所广泛关注。然而，当下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却普遍聚焦在个体创伤，缺乏对战争责任和殖民暴力等问题的深入发掘与讨论，更回避了台籍日本兵群体在战后因身份撕裂而遭遇的一系列真实困境，而这些恰好是文学领域在表现台籍日本兵群体时的核心关注点。作为历史叙事的重要载体之一，文学书写能够有效弥补主流媒体历史书写中因自身需要而导致的选择性遮蔽，因此对台籍日本兵问题的文学表达加以梳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这一群体在战时与战后所面临的追责难题与认同焦虑，更能揭示战后台湾社会的复杂状况及其对日本殖民与侵略历史批判的不足。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台籍日本兵群体又一次被台湾社会所关注。台湾“中央通讯社”于2025年8月15日推出“二战终战80周年”专题〔1〕，刊登了《9旬台籍日本兵周良仁叹战火无情 盼别再有战争》《二战终战80年 台籍老兵身影映照东南亚国家独立路》《在菲战殁台湾兵慰魂碑台商盼修复记取战争教训》《二战美日激战菲律宾台籍日兵与菲华侨互助结情谊》等多篇聚焦台籍日本兵群体的报道，通过叙述不同台籍日本兵个体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命运遭遇，展示了这一群体与日据以来台湾历史乃至东亚历史之间的密切关联。然而，上述报道之中却丝毫不见台湾方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殖民暴力的批判与反思，更不见对一直以来困扰在台籍日本兵群体身上的认同困境与被剥夺感等问题加以展现与分析，而这正对应着台籍日本兵群体在战后台湾社会中所面对的两大困境：向日本政府的追责难题与暧昧模糊的身份认同焦虑。
“台籍日本兵”是台湾近现代历史的独特产物，一般指二战期间被日本政府招募和征召服役的台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军属”或“军夫”身份，并不直接执行战争任务。1942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在台湾招募“特别志愿兵”，1945年初更是在台湾实施了全面征兵制度，让大量台湾籍士兵以“志愿兵”的身份加入日本军队。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显示，“台湾籍日本兵”大约有二十万多人〔2〕，是一个数量庞大、境遇复杂、定位暧昧的群体，与战后台湾社会之间有着丰富而复杂的互动关系。
与上述台湾“中央通讯社”推出的“二战终战80周年”专题中的台籍日本兵报道相比，战后台湾文学领域内对台籍日本兵的关注与书写则显得更加丰富且深刻，作家们从不同视角对这一战后台湾独有的社会群体进行观照，试图以这一群体的记忆、行动和困惑为中心，探讨殖民与战争历史留给战后台湾社会的诸多特殊问题。本文便以战后台湾文学领域对台籍日本兵群体的书写和表达为中心，以陈千武（1922-2012）的《猎女犯》系列小说、李双泽（1949-1977）的《终戦の赔偿》和陈映真（1937-2016）的《忠孝公园》等文本为主要讨论对象，探讨台籍日本兵在战时与战后所面临的追责难题与认同焦虑，以期对当下台湾社会关于这一群体及其背后的被殖民/战争历史的认知盲区和批判不足形成一定的补充。
一、“日本”的在场与缺席：记忆危机下的追责难题
1974年，在印尼山中隐匿了32年之久的台籍日本兵李光辉（日名：中村辉夫）被当地人发现，送回日本后获得了数万日元的象征性补偿金。然而，李光辉所获得的补偿金数额与1973年在菲律宾寻获的日本籍士兵相比存在巨大差距，显示出日本政府在承担战争责任方面的消极态度。1978年，在战后被遣返回台湾的、曾以军夫身份在太平洋战区服役的台籍日本兵邓盛在台湾成立了一个由原军属及遗族组成的13人团体，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控告，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却在1982年被法院作出“死伤日期如在宪法（1947年5月3日）实施之前，则与法不合，不能适用”〔3〕的驳回判决。1993年，“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暨遗族协会”正式成立，展开了一系列向日方索取赔偿的行动，包括赴日谈判、游行示威、出版刊物等等。然而，上述行动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并未在台湾社会引发应有的反响与关注，直至今日，台籍日本兵群体的索赔诉求仍旧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关于造成台籍日本兵群体追责与索赔难题的原因，台湾左翼知识分子陈映真曾在1995年的演讲《被出卖的“皇军”》中分析指出，其一在于这一群体在身份认定上的争议性，战争期间作为“日本兵”、光复之后作为“中国人”的双重身份，使得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政府都有各自拒绝承担责任的理由；其二，在战后台湾的戒严时期，台籍日本兵群体并不被允许正式成立自己的民间组织，因此索赔行动始终无法大规模、系统性地展开；其三，随着1972年中日建交，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关战争赔偿的谈判变得更加困难。〔4〕换言之，对于战后台湾社会而言，曾经被殖民的历史创伤与战争遗留问题已然在白色恐怖、戒严统治等新的社会矛盾冲击下被推向边缘化的位置，而这种对上一个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未决问题的忽视与遗忘，最终导致相关历史问题在现实语境之中的长期悬置，而这种悬置状态则在客观上为战后日本政府逃避历史责任创造了空间。
此外，代际之间的隔阂也是造成台籍日本兵群体被遗忘危机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战后世代作家李双泽创作于1977年的中篇小说《终戦の赔偿》中，主人公“我”作为战后出生的菲律宾华裔，在面对两位曾经在战时驻扎菲律宾的台籍日本兵的回忆时，“我”的态度充满了不屑、不满、不在乎与不耐烦——“讲这些杀杀打打的事干吗？那是你们那世人的憨事情……”〔5〕——在这样一个由日本“鹿儿岛战殁遗族”来到吕宋岛旧战场祭拜亲族亡灵而引发的充满浓厚讽刺与戏谑色彩的“阴谋”故事中，这句抱怨是少见的“真情流露”，具象地展示出后世者对台籍日本兵群体的兴趣寥寥。
作为战后出生于菲律宾、成长在台湾的作家，李双泽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提到自己的创作初衷是要把这篇小说“献给两万名台湾同胞，来纪念伊们当年被日本军阀驱役而冤死在吕宋岛的不幸事情”〔6〕，同时指出战后日本人在吕宋岛上建立起无数的“忠魂碑”来纪念命丧于此的日本士兵，而台籍日本兵们却无人问津，只能成为在“忠魂碑”四周游荡的“野魂”。值得注意的是，当作家试图为这些被遗忘的台籍日本兵发声时，却又刻意强调了一种价值对比——“虽然伊们的死，和祖国土地上八年的血染比起来微小多了，然而伊们也是我们的同胞”〔7〕——这正体现出戒严以来国民党教育体制中对大陆抗战记忆的强调以及对台湾被殖民历史的系统性遮蔽，反映出台籍日本兵群体在以大陆视角为主的抗日集体意识建构之中的被忽视与被遗忘。
而这种台湾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关于“日本”记忆的矛盾与龃龉，在二十四年之后陈映真的小说《忠孝公园》中仍旧有所体现：当以林标为代表的台籍日本老兵们为了争取日本补偿金而穿着过去的日本海军军服出现在所谓“南洋战殁台湾兵慰灵碑”落成的揭幕仪式上时，一群外省老人却被这样的行为彻底激怒，大骂他们是“一群汉奸”，并回忆起“在日本旗飘扬下，日本人在上海和全中国烧杀掳掠”的抗战往事，恨不得把他们“杀个精光”〔8〕。台籍日本老兵们的力求被关注与外省老人们的深恶痛绝，如此尖锐的冲突正如陈光兴在《日本想像的差异》一文中所指出的：“外省人因其在大陆期间的抗日经验无法体认本省人的日本殖民情结及苦难，本省人则不能理解因冷战而强制迁移的‘战败政权’下子民的战争伤痛经验。”〔9〕同时，上文提到的李双泽对台籍日本兵群体与大陆抗战经验之间所做的对比，则反映出邱贵芬对陈光兴上述观点的反驳：“战后出生的‘本省人’和曾经有日据经验的‘本省人’的历史经验大不相同，殖民主义并不在他们的情绪结构中扮演如同陈光兴所说的重要角色。冷战反而是这一代台湾人的主要历史记忆。……换句话说，战后台湾人生长于国民党政府掌控的教育和媒体系统，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中国’国族主义以及连带传播的‘中国’历史经验，往往是这个世代‘本省人’所（想像）的历史传承经验的一部分。”〔10〕由此可见战后台湾社会内部思想状况的复杂性，而这也在不经意间以岛内省籍矛盾的凸显，遮蔽了两岸本应共同向日本政府追讨战争责任的历史共识。
在《忠孝公园》中，代际差异则体现在台籍日本兵林标与其孙女林月枝之间。在林标看来，一向乖巧懂事的月枝之所以会在十几年前与人私奔，很大原因在于自己当时正发疯般地和一群同样曾以日本兵身份远赴南洋战场的老人们一起，陷入对日本政府讨要补偿的狂热行动之中，对那“据说很大一笔日本钱”〔11〕的渴望与执念让他忽视了对孙女的关心。然而，月枝出走的真实原因实则深埋于她与父亲林欣木之间的、与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浪潮息息相关的父女矛盾之中，并非由于与祖父林标之间的情感纠葛。相反，完全不懂日语的月枝并不理解祖父的行动与诉求，更遑论祖父心中的认知困境与伤痛。面对祖父在日本男友面前的失态，月枝表现出了因丢脸而感到的愤怒——“‘阿公，论日本人，你这辈子见得还少了吗？’月枝用闽南语说，声音有些颤抖了，‘你怎么这样闹酒，这样削我们的体面！’”〔12〕
当林标痛彻心扉地在一个日本人面前嘶喊着“我是谁呀”〔13〕的时候，这种蕴藏着极端痛苦与撕裂的认同困境却被孙女误认为是“闹酒”，这种代际之间的误解与错认再次反映出台籍日本兵群体在战后所受到的来自各个层面的遮蔽与遗忘，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林标会对台籍日本兵的索赔行动爆发出“像高烧不退的热病”〔14〕那样剧烈浓郁的热情，因为那是经历了几十年无人问津的孤独之后突然找到的归属与体认，不仅有能够共享创伤记忆与生命经验的战友，还有此前长期缺席的“战后日本”的再次出现——来自日本的宫崎小队长突然回到台湾，对这群风烛残年的台籍日本兵们做出了“日本……绝没有忘记，在台湾的日本忠良的臣民”〔15〕的承诺。
然而，这位在台籍日本兵们眼中代表着“日本”的宫崎小队长，其本人也不过是一个在战后吃国家“恩给俸”的潦倒老人，他为“战后日本”所作的这番代言在当时越是激动人心，在日后便越显滑稽辛酸。当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二次驳回了台湾兵补偿的要求时，赴日索赔的各团体代表们决定走上日本街头、寻求普通日本民众对他们曾经“作为忠良的日本人转战华南和南洋”〔16〕这一历史记忆的关注与认同时，等待他们的却并不是“热情的握手、慰问、感谢和支持”，而是“偌大的一个东京市，过往如织的东京火车站口，居然没有一个日本人、不论老少，肯接过传单，而用冷冷的、嫌烦的面孔，拒绝了老人们伸到他们鼻子跟前的传单”〔17〕的冷漠与尴尬。而这也正如孙女月枝的日本人男友所说的那样：“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很少人去理会国家呀，天皇呀……”〔18〕，显示出战后日本社会对台籍日本兵群体、乃至整个东亚近代史的漠然，更折射出日本政府对历史责任的逃避。
对于林标而言，日甚一日的衰老带来的是“等不到及身而领取那一笔渴想了将近二十年的日本钱”〔19〕的危机，这也正如《人间》杂志在首次报道台籍日本兵群体时所提出的担忧：“赔偿运动是否将随着原台湾日本老兵的凋零而告消沉呢？”〔20〕时至今日，《忠孝公园》中的故事已然成为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台籍日本兵群体所面临的在记忆危机之下的追责难题却仍旧是在整个东亚地区都颇显特殊的困境。而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一方面在于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罪行、承担战争责任；另一方面更要在台湾岛内构建起对这段历史的正确认知，破除一切恋殖媚日的虚假幻想，而不是假借“和平”之名，帮加害者行歪曲历史真相、粉饰殖民/战争罪行之实。同时，还应加强与亚洲其他受害国家与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以共同直面历史创伤、铭记历史教训的真诚行动，来回应东亚民众对历史正义的集体诉求。
二、殖民者之“爱”？从被殖民者的主体性矛盾到身份认同危机
在台籍日本兵群体向日本政府的索赔行动中，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与诡辩态度，许多台籍日本兵像林标一样感受到了极度的失望与痛苦，而“这种失望和愤怒源于他们对日本难以抗拒的感情”。〔21〕正如《忠孝公园》结尾处所表现的，上一秒还在因为不满日本政府的赔偿金政策而暴怒的林标，下一秒却因为能与孙女的日本人男友用日语交流而感到一种无法自控的愉快〔22〕。这种不由自主的撕裂与扭曲，正体现出萦绕在台籍日本兵群体身上难以自洽的主体性矛盾，而这种矛盾一方面来自于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毒害的被殖民者渴望真正成为日本人而不得的落差，暴露出殖民同化策略的虚伪本质；另一方面则由于战后台湾社会始终没有展开有效的去殖民化进程，反映出岛内对历史反思的无力。
譬如在陈千武的自传性小说《猎女犯》系列中，曾作为台籍日本兵被派往南洋战场的作家将自身经历投射在小说主人公林逸平身上，展示出了其同时作为殖民受害者和战争施害者的身份撕裂。1943年，林逸平随日军输送船从台湾南下，途中遭遇澳军猛烈的炸弹空袭，侥幸存活下来的日本军队被迫从帝汶岛东部的老天港上岸，并驻扎于该岛。在这座孤岛上，面对当地原住民，以林逸平为代表的台籍日本兵兼具被压迫者（被殖民者）与压迫者（殖民者）的双重身份，尽管陈千武在小说中反复强调林逸平并不愿意对当地原住民进行伤害与欺压，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宽厚地对待他们，从而受到了原住民的尊敬与爱戴，但这份源于朴素正义感、道德感与同理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在结构性的殖民权力压迫中是否真的能够成立并自洽呢？在小说文本中，有关殖民现代性的书写不在少数，然而大多时候都意在表现原住民群体对殖民现代性的欣然接受，既忽视了原住民的主体性与反抗意识，也缺乏对殖民现代性本身的反思。例如在《猎女犯》中，被士兵强制俘虏的原住民慰安妇们不仅迅速适应了“现代文明”的舒适生活，还迅速适应了日本军队的统治逻辑，奉劝前来实施营救的原住民男人赶紧离开——“日本鬼很狠毒，听从他们，他们认为你是友人，不听从就是敌人。所以只要听从他们，他们才会对我们好。我们来了两三天，穿的、吃的、住的都很不错，你应该放心回家。”〔23〕
然而，这些被俘虏的原住民慰安妇们对日本军队的怨恨与痛感真的能够如此迅速地被生活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快感完全取代吗？朱双一曾在《殖民者的台湾之“爱”》一文中指出，“（在台日人作者芹田骑郎）描写原住民的野蛮、无知、懒惰和肮脏，日本人的先进和文明，为的是证明日本殖民统治的合理性；有关殖民者带来现代文明，受惠的殖民地人民感恩戴德的描写，其实只是作者的个人想像”〔24〕。同理，对于这些原住民慰安妇而言，身为台籍日本兵的林逸平和作家陈千武本人都是殖民权力与性别权力的双重上位者，因此，小说中对被压迫者心态的书写难免带有压迫者/殖民者的傲慢想像，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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