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美国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进行2+2对话。比较会谈后“美日联合声明”和韩国外长的回应可以发现，日本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韩国“不选边”的政策摇摆于中美之间。传统威胁均衡论可以解释同盟形成的结果，但是无法解释威胁认知的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理论中的变数属性发生了变化。韩国和日本对华认知的差异存在于两个变数：对华贸易依存度上韩国高于日本，对华区域战略竞争上日本高于韩国。
“贸易和平论”认为贸易可以有效地减缓国家间的冲突。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地理位置相邻的贸易国家间减少了传统地缘政治引发的威胁认知。这使得“地理毗邻性”成为影响两国威胁认知的积极变数。首先，日本经济对贸易的依存程度低于韩国。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总贸易额占GDP的平均值高达60.4%，而日本仅为22.6%。同时，贸易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对称性依赖”成为中韩之间贸易关系的主要形态。根据贸易依存度公式（双边贸易额/GDP×100%）结合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的对华贸易依赖程度远高于日本。截止到2020年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为15%，日本为6%。这导致韩国在经济安全利益上比日本更加需要与中国的合作。
其次，随着冷战的结束，“进攻意图”的含义同样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冲突来源的因素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国家间的影响力与领导力竞争。这既反映在全球层面，也反映在区域层面。一个崛起国的实力增加，使得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同时促使其扩大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领域内的影响力。这冲击了原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该范围内的领导力。存在这类情况的国家间，威胁认知程度会急速上升。中日矛盾就属于这类问题的范畴。上世纪70、80年代，作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雁行发展模式”成为日本领导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同时，日本不断加大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通过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不断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上的竞争导致中日在钓鱼岛上的争端持续升温。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日本宣导的“印太战略”形成战略上的对比。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韩在经济上的合作不断深化，而中日在区域领导力上的战略竞争持续加剧。这使得“威胁认知”在中韩之间相对减缓，在中日之间逐步加大。尤其在新冠疫情历经两年后，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使得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其后，韩国将可能更加依赖中国稳定的市场来恢复经济，而日本则将面临中国持续增速的国力而带来的战略压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对今后中韩关系发展的建议为：加大以经济为基础带来的社会人文交流。本文仅在比较韩日对华威胁认知的程度差异，并非认为韩国对华没有威胁认知。韩国在新闻舆论方面对中国的认知模式仍具有“非客观性”。
同时，韩国在“萨德问题”上已经逐渐认识到贸易上的“非对称依赖”所带来的压力。随之提出的“新南方政策”在试图平衡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中国需加大经济上的影响力。RCEP将东南亚与中日韩囊括在内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在对中日关系上，中国需要时间让日本适应中国的崛起，接受东亚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变化。这并非易事。中国现今的实力造成了区域（中日）以及全球（中美）两个层面的权力结构变化。这使得美日在对华政策上高度保持一致。因此，可以采取拆分问题的方式进行缓解威胁认知程度。在中日双方都没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领域展开合作，逐步推进。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建交50周年。应以此为契机展开相应的合作发展，稳定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