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官网公开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中提到：“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下一步，教育部将充分采纳您的建议。”
给予导师在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上的自主权，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有点新鲜。毕竟目前的操作规范中，影响研究生能否毕业的导师权重相对没那么大，论文答辩过程中面对的是论文答辩委员会，最终能否毕业要参考其导师和所在学院等各方的意见。也就是说，从形式上看导师幷没有这方面绝对的自主权，但这幷不是说导师意见不重要，恰恰相反，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对“导师负责制”缺乏明确合理的权责界定，结果赋予了导师过大的权力，幷由此导致不少问题。
过去讨论更多的是如何规范“导师负责制”，而不是赋予导师更大的自主权。之所以存在这种倾向，归根结底是出于对导师权力滥用的担忧。
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一旦导师在学生毕业中权重加强甚至起到决定作用，就意味着非常高的信用成本。这种制度假设导师能够公允行事，按照规范来开展日常教学活动，而不会利用手中权力“指挥”学生。但现实中反映更多的恰恰是各种“导学矛盾”，导师与学生关系不正，研究生们对导师的称呼常为“老板”，平时有的学生沦为导师的苦力，或做出额外的学术劳动，或帮忙处理私人事务，诸如此类，学生有苦难言。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就因为导师权力过大，甚至可以说导师掌握了研究生的“生杀大权”，在这种权力笼罩之下，师生关系扭曲也就不是什么意外。
可以想象，如果导师自主权进一步提升，对学生能否毕业起到关键作用，在缺乏相应规范机制的情况下，上述“导学矛盾”只会被放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