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引来热议，有人赞也有人弹。赞同者认为，此举可更有效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严把研究生毕业质量关；但也有人表示担忧：导师一旦掌握了研究生能否毕业的“生杀予夺大权”，会不会引发权力滥用？
近些年，高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颇受关注，这主要与部分高校发生的一些负面事件有关。例如，个别学生因无法正常毕业，心情抑郁甚至轻生；另有研究生反映给导师免费打工，被压榨劳动力等。这些都与一些导师的不当言行或多或少有关，而且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高校研究生培养中导师的权责边界到底在哪里？
必须看到，在大学里，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幷非完全对等，研究生往往相对弱势。在此背景下，如单方面强化导师“自主权”，就难免会出现个别导师额外设置障碍、导致学生毕业延期等问题。换句话说，导师能否运用好这种自主权，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自身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
这就不难理解，舆论为何对导师“扩权”心存担忧。寄希望于“铁打的导师”对每一位“流水的研究生”尽心尽责地培养，同时给予全面、客观的学业评价，有些理想化。
不过，还须看到，我国高校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存在上述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在一些学校和学科，同时也存在着虚置导师权，导致导师自主发挥作用不足的问题。
这一点，在文科研究生培养中更为突出。又尤其是毕业环节，论文选题由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安排专家组负责审核，一些专家对此幷不在行，但往往也要信口发表意见，是否通过也是专家投票表决，导师的意见未必能得到尊重。
毕业论文答辩前的审核，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审专家盲评，但论文送到哪位专家手里，都是行政管理部门随机决定，未必能按照论文内容送到真正懂行的专家手中。凡此种种，最后都在所谓“严格统一管理”的名义下虚化了导师应有的权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