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领域，扩大个人或者机构的自主权，由此产生的争议难以避免。高校自主招生的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制度的初衷是帮助高校招收到一些符合学校需求的学生，同时也给那些“偏科”的学生进入理想院校的机会，从而避免人才流失。2018年时，全国有超过90所高校进行自主招生，十几万学生通过了招生初审，最终有三万多学生得以不同程度加分和优待。人们指责自主招生中存在着弊端和纰漏，甚至直指存在有违教育公平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自主招生过程不透明，加上涉及的学生太多，含金量不高，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外界的预期。于是遭遇各方争议之后，教育部决定于2020年开始，取消高校自主招生。
给予导师自主权，无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这幷不是说这种改革方向存在问题，而只是说现情况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针对“导学矛盾”问题，9月22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教育部门将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依法依规建立师德失范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眼下除了期待类似的规范要求，接下来还要看具体的实际效果。导师最熟悉学生的水平，如果前者能摆正师生关系，制度机制能避免权力滥用，增加导师在研究生能否毕业的决定权重无疑是适宜的，何乐而不为？
除了规范导师行为，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给予导师自主权的同时，要有相应的配套制度。比如说，导师对学生做出能否毕业的意见后，还应该提供渠道接受同行的监督和评议，尤为重要的是，研究生如果认为遭遇了不公对待，要有相应的救济措施。这都要求在落实环节足够公开透明，不是说给予导师的自主权，就是简单赋予更大的权力，相反这意味着导师的责任更重，师德失范风险更大。能够做到这些，给予导师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才有落地的价值。（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