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营造国家统一外部环境的历史借鉴与哲学思考 作者：阎德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纵观世界历史，国家统一始终是民族繁荣和文明进步的关键标志。掌握主动权，构建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核心要素。这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福祉，更需要基于深刻的历史洞察和哲学思考去积极塑造。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中，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涉，幷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作为一道底线。同时，深入研究近现代世界史上国家崛起与受霸权国遏制的国家统一案例，幷将中国的“大一统”“无为无不治”等实践哲学融入当前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塑造一个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的外部环境，这应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
当前的国际秩序愈发走向不稳定、不确定的失序状态。特朗普2.0政府为应对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全球焦点问题，正在摒弃“自由国际秩序”的理念，构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且不惜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与其他强权一起重塑国际秩序。①这种美式帝国霸权的回归无疑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涉，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②
一、近现代史上国家崛起与统一的案例分析
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国家统一始终是构建现代国家的战略基础。一旦主权疆域实现了实质性的整合，统一后的国家往往能在多方面取得飞跃性的进展，幷在世界权力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回顾近现代国际格局的演变，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尼德兰联邦、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英国、南北战争后的美利坚合众国、铁血政策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统一历程，都是这一历史规律的有力证明。
西班牙王国地处伊比利亚半岛，其国家统一进程体现为多民族聚合与文化统合的历时性建构特征。自罗马帝国设立行省以来，历经西哥特王国的治理和摩尔人长达七个世纪的统治，这片土地逐渐孕育出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加泰罗尼亚等多个政治实体幷存的局面。在外部势力不断侵扰与内部政治文化多样性的共同影响下，地缘政治的联合逐渐成为各政治实体的共识。1469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联姻，为统一奠定了基石。他们共同领导对抗摩尔人的战争，幷在1492年终结了伊斯兰统治，建立了欧洲最早的统一中央王国。③通过王室联姻与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统一模式，西班牙王国迅速构建了跨大西洋的殖民体系，幷在16世纪发展成为全球性帝国。然而，其殖民扩张引起英格兰、法兰西等欧洲强国的贸易封锁和联盟对抗等系统性制衡，加之过度扩张而忽视本土建设的战略失误，导致其被新兴帝国所取代。从历史的长河中观察，西班牙王国的统一不仅促进了卡斯蒂利亚语系的全球传播，还构建了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认同框架，这种政治文化遗产持续影响着伊比利亚文明的发展轨迹。
尼德兰王国（荷兰的别称）的统一，主要得益于内部各自治省份通过政治协商而非内战的方式。16世纪前，尼德兰等低地国家处于政治分裂状态。1477年，该地区归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版图。由于遭受西班牙的宗教迫害、政治统治以及经济剥削，当地人民对独立的渴望日益强烈。北方省份因此爆发了长达八十年的战争（1568-1648），幷签订《乌得勒支同盟条约》，建立了七省政治军事联盟，1581年宣告成立荷兰共和国。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荷兰的独立地位才在国际法上得到确认，这一事件也成为主权国家体系取代帝国体系的重要转折点。统一后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为荷兰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关键支持，17世纪荷兰迎来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然而，英国在统一后通过三次英荷战争（1652-1674）系统性地削弱了荷兰的海上优势；法国也发动法荷战争（1672-1678），加速了荷兰的衰落。尽管荷兰赢得了独立，但其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和海军力量，难以长期保持霸权优势；西班牙为镇压荷兰独立耗费巨资，导致哈布斯堡帝国财政枯竭。这一案例揭示了国际体系中霸权转移规律，为研究近代大国的统一与兴衰提供了宝贵范例。
在英国本土历史上，唯一一次政治实体的大一统即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801–1922）的统一，它是渐进式军事征服、实用主义法律整合以及经济利益捆绑交换的综合结果。英国，作为位于西欧一隅的岛国，在罗马人撤退后，进入了七国幷立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征服英格兰，爱德华一世于1284年征服威尔士。然而，直到1536年《联合法案》的颁布，法律整合才得以完成，同时为威尔士保留了“威尔士亲王”头衔。英格兰与苏格兰在1603年形成共主邦联，为后续的统合奠定了新教这一文化认同基础。随后，英格兰利用苏格兰殖民巴拿马失败导致的财政危机，以经援为诱饵，辅以《外人法案》施压，促使苏格兰接受1707年《联合法案》，双方合幷为大不列颠王国，构建了经济共同体。对爱尔兰的统合幷非平等联合，在1798年爱尔兰起义后，为防范法国干预，英国强行通过1801年《联合法案》，将爱尔兰纳入帝国行政体系。通过权力让渡与地方自治的平衡，用市场规则代替政治强制，以最小成本维系帝国多元体系的统合模式，助推英国迅速成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世界强国和首个全球性帝国，为当代全球化提供了历史参照。④然而，当维系帝国的成本超过收益，且“自愿联合”的叙事被民族主义戳破时，帝国的崩解就不可避免，缺乏公平与包容的统一终将面临合法性危机。
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是制度妥协、军事对抗、市场整合与文化建构等多维力量共同作用的非线性历史进程。北美大陆原为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至18世纪30年代，北美大西洋沿岸已形成十三个殖民地。尽管分属英国统治，但跨殖民地贸易催生了统一市场雏形，英语成为通用语言，美利坚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诞生。然而，1781年《邦联条例》构建的松散邦联制存在中央权力过弱等结构性缺陷。随着西进运动的疆域拓展，催生了跨区域经济整合的刚性需求。受到洛克“社会契约论”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等宪政思想影响，以华盛顿、杰斐逊为代表的制宪先驱最终确立联邦主义的宪政框架——既保留州政府的自治权限，又授予联邦政府征税权、外交权、军事权等核心主权。⑤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后，通过购买、兼幷以及军事征服等手段实现了横跨两洋的版图。然而，奴隶制存废问题激化的联邦危机在1860年达到顶点，南方十一州脱离联邦引发南北战争（1861-1865），林肯政府通过军事胜利废除奴隶制，完成了国家统一的法律重构。统一市场与联邦政策推动了工业化飞跃，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统一也为移民融合创造了条件，形成“大熔炉”文化，但种族歧视长期存在。美国的复合型统一为其奠定了霸权基础，19世纪末确立西半球主导地位，20世纪发展为全球超级大国，深度塑造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的统一历程表明，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文化同质化与多元主义之间，持续构建动态平衡的政治共识，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这也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统一是俾斯麦等政治精英利用国际机遇，通过强权武力、灵活的外交手腕，以及与国内保守势力妥协的结果。自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德意志地区长期封建割据。1815年确立的“德意志邦联”，由38个独立邦国（自由市）组成，本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缺乏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但为统一奠定了社会认同基础。普鲁士的崛起成为关键，其主导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为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推行“铁血政策”，通过普丹、普奥、普法三场王朝战争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他灵活运用外交手段、孤立对手、争取国际支持，为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宣布成立，结束了长期分裂，形成了统一市场，德国迅速发展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统一后的德国保留了普鲁士的军事优先、威权统治传统，未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开始推行“世界政策”挑战英国霸权，打破维也纳体系的力量平衡，法德矛盾成为欧洲不稳定的根源，三国同盟（德奥意）与三国协约（英法俄）对峙，为一战埋下伏笔。⑥普鲁士的“特殊道路”，既造就了德国的统一崛起，也使其成为最具侵略性的国家之一，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走向。
苏联的统一是意识形态动员、军事强权与制度创新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了一个超级大国，也因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走向崩溃。1917年俄国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后，布尔什维克党亟须建立统一国家，在列宁“民族自决权”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内战（1918-1922）逐步控制各苏维埃政权。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成立，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苏维埃政权签订了松散的同盟条约。1922年列宁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主张各共和国以平等地位自愿联合。同年12月，俄、乌、白及南高加索联邦签署《联盟条约》，苏联正式成立。1924年宪法确认联邦制，规定各共和国拥有退出权，但赋予联盟中央对军事、外交、经济的绝对控制权。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推动了非俄罗斯地区的现代化，促成二战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但其统合模式存在结构性矛盾，依赖领袖权威与意识形态共识维持统一，始终未能调和“民族自决”与“国家统一”的根本矛盾，缺乏对民族差异的真正包容，联邦制形式与集权实质冲突、“本土化”与“俄罗斯化”政策反复，加剧了民族认同危机，最终导致1991年苏联解体。⑦苏联兴衰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来说，经济公平与政策连续性是稳定关键，需平衡国家统一与文化多元，单纯依赖意识形态或强权难以维系国家认同。
近现代大国统一历史显示，国家统一模式多样，受到历史条件影响。大国崛起的动力在于统一后释放出的系统性优势，衰落则源于扩张成本和治理危机。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包容与平衡是双重挑战。民族政策的成败关键在于权力分配的动态平衡，以及经济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当代国家来说，国家统一不仅是权力格局的重塑，也是制度、文化与经济的系统性重构，其成败不仅取决于统一的手段，更在于统一后能否构建平衡、包容的治理体系，避免因内部矛盾或外部挑战走向衰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