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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清尊(右)专注于农业技术突破，曾经荣获台湾农业最高荣誉的神农奖。(中评社资料照) |
中评社╱题：推进台湾基层农民与大陆交流交往路径探讨 作者：邓利娟（厦门），闽江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讲座教授、海峡两岸乡建乡创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詹琳（福州），通讯作者、闽江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副教授＼乡村治理与组织振兴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要】台湾中南部农民群体长期以来是民进党的重要社会基础，但他们的政治倾向幷非一成不变。近20年来大陆采取一系列涉农惠台政策幷取得积极成效，不过在政治和社会互信等方面的政策成效还不如预期。新形势下大陆应转变对台涉农政策的思路，将重心转向加强与台湾农民交流交往，争取他们认同；精准聚焦涉农经贸红利的受益者，让台湾基层农渔民直接受惠；在两岸融合示范区内大胆探索台湾农民与大陆交流交往的新路。具体路径：开展差异化的台湾农民与大陆交流交往，实施更加精准的对台涉农经贸政策，充分发挥两岸民间涉农机构的桥梁沟通作用，将“台创园”打造成台湾农民对大陆交流交往的重要基地，充分重视对台湾农民的舆论宣传与政策推介等。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6年民进党在台湾重新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就陷入严峻复杂的局面。2024年民进党“双独”组合上台后，两岸关系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及不确定。虽然民进党在2024选举中只在7成多投票率下获得了40%台湾选民的少数支持，但其仍大致巩固了所谓“基本盘”，而中南部农民群体便是这“基本盘”的重要构成。据统计，民进党比国民党选票数大约多91万票，而其中70多万票就来自农业占重要地位的中南部4个县市：嘉义、台南、高雄、屏东。①由此可见，作为台湾重要社会基础的农民群体仍是支持民进党的重要社会力量。
为加强打击岛内“台独”分裂行径，加快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深化与台湾基层农民交流交往，积极争取他们对大陆的认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动摇与削弱民进党谋求“台独”的社会基础。大陆方面若能在充分瞭解台湾农民现状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对其认同交流，就有可能引导他们政治倾向的转变。另一方面这有利促进两岸基层社会融合发展。台湾基层农民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他们对大陆的认知较为有限，容易受民进党恶意宣传的蛊惑。大力推动两岸基层农民的交流交往可以在两岸基层社会文化层面增进理解，减少误解和偏见，促进两岸基层社会融合发展。
事实上，自2005年起大陆就陆续出台一系列涉农惠台政策，努力争取台湾基层农民对大陆的认同。不过相关政策的重点是在经贸“惠台让利”，虽然取得积极成效，但其在转化为政治和社会互信方面的收效却远不如预期。鉴于当前极为严峻复杂的两岸关系现实，对于台湾基层农民，除经贸交流合作外，更应注重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努力争取台湾基层农民的思想认同。
二、台湾基层农民政治倾向的演变
台湾基层农民政治倾向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历史背景、相关政策影响及社会经济状态等多种因素。这种政治倾向反映台湾农民对于特定政治议题的态度，也体现他们在台湾社会、政治及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台湾农民政治倾向由“蓝”转“绿”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为了稳固在台统治地位，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通过土地改革造就出大量的自耕农阶层，幷采取优先发展农业政策，重视农业投入，农民一定程度上成为受益者。同时，国民党当局通过农(渔)会、水利会等基层组织对广大农村展开服务与控制。这样农民长期成为国民党政权重要的群众支持基础之一。但随着台湾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大量转移到城市，加上当局“以农业培养工业”政策导致农工贸易条件长期不利农业，上世纪70年代初期后台湾农业已开始逐渐萎缩。同时，国民党当局长期实行“重北轻南”的经济发展政策，对于南部的建设投入不足，造成台湾南北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严重落差，而南部多为农业经济区域，农民难免收入相对减少，沦为更加弱势的群体。②
雪上加霜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受到全球化潮流加快发展的冲击，台湾农业的劣势地位进一步加剧。美国为减少贸易赤字，要求对美长期贸易顺差的台湾开放岛内市场，台湾被迫扩大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的数量与种类，台湾农业的困境愈发引起大多数农民的恐慌，由此也产生反全球化及担忧开放两岸经贸往来的心理倾向。
上述社会历史的变迁为新成立不久的民进党创造了拓展其社会基础的机会。他们一方面通过不断抨击国民党的“重北轻南”政策及忽视农业发展的做法，要求当局加大南部的经济发展投入，由此赢得了不少南部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大力主张在两岸经贸关系上采取封闭保守路线，防范大陆低价劳动力和产品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南部农渔民相对保守的需求。台湾基层农民特别是南部农民的政治倾向由此开始“蓝转绿”。
（二）民进党不断扩展福利措施拉拢农民群体的支持
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当局一方面针对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南部农业经济日趋衰落问题，对民进党执政的南部县市刻意多加照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资源和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就是不断推出福利措施极力拉拢台湾农民支持。“老农津贴”议题就是典型例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民进党就开始将“老农津贴”作为选举的政见，此后每月“老农津贴”金额就在历次选举中与国民党激烈博弈下不断提高，③从1995年的新台币3000元增加至2024年的8110元。2016年民进党二度上台后，更是强化对农民的福利政策，持续推动农民健康保险、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农业保险、农民退休储金等福利措施。2024年岛内选举时赖清德又高喊“幸福农业、快乐农民”口号，努力吸引农民群体的支持。
（三）民进党的舆论宣传强化台湾农民亲“绿”的政治倾向
多年来台湾农民年龄老化趋势明显，统计资料显示，45岁以下青年农民占比由1980年的39.61%，下降至2022年的25.28%；而46-64岁农民占比从45.09%上升至53.2%；65岁以上农民占比由15.28%增加到21.3%。而在教育程度上，2022年台湾农民超过半数（55.5%）只有初中以下学历，有高中学历的，占比30.9%，大专以上占比只有13.4%。④年龄老化及较低的教育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台湾农民群体特别是南台湾农民群体对政治议题的理解和接受新信息的能力。他们对于政治议题的瞭解和观点形成大都局限于周边社交网络和官方的信息影响。民进党正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其有效的信息传播策略及社会动员能力，不断强化中南部农民亲“绿”倾向。民进党长期掌控中南部媒体特别是地下电台阵地，不断对基层农渔民进行“反中抗中”的“洗脑式”宣传。南台湾的草根社会尤其众多渔民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同于北部的视听习惯——广播媒体，民进党便利用地下电台等媒体大肆传播“台独”分裂理念，不仅歪曲大陆对台惠农政策的诚意，甚至用情绪性的话语恶意造谣攻击大陆，骗取南台湾农渔民相信。
三、台湾基层农民亲“绿”政治倾向的松动
虽然台湾农民特别是中南部农民长期是支持民进党的重要社会力量，但这种状态幷非一成不变。从台湾农民政治倾向变化过程可见，经济利益始终是影响农民政治倾向的核心因素，与之相关的是不同政治力量对台湾农业及农民重视与否会直接影响农民的政治选择。
（一）大陆对台惠农政策及两岸交往的积极影响
大陆自2005年起实施一系列对台惠农政策幷积极推动一系列两岸涉农交流合作。对台惠农政策方面，持续扩大台湾农产品准入，实施零关税进口的台湾农产品不断增加，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对台农产品采购。两岸涉农交流合作方面，通过展会及推介会等多种渠道帮助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设立台湾农民创业园，服务台湾农民在大陆投资创业；以“海峡论坛”等重要平台加强与台湾基层农民交流互动。2018年以后大陆方面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两岸涉农融合发展的措施。
大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让台湾基层农民受惠经济利益。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由2005年的1.45亿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2.49亿美元及2019年的11.2亿美元。⑤与此同时，台湾基层农民增加了对大陆直观认知幷感受到大陆对他们的诚意与善意。2014年，时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赴台，台南学甲渔民自动包车北上接机，以感谢大陆与他们“契作”虱目鱼，照顾他们生计，就是个典型例证。但总体而言，近十多年来大陆对台涉农举措重点在“惠台让利”，而相关措施在转化为政治和社会互信方面收效还不明显。
（二）民进党当局恶化两岸关系引发台湾农民反感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施政以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为导向，“只拼政治不拼经济”，导致民怨激增，“讨厌民进党”的民意大增。一方面，岛内政党恶斗，社会改革困顿，经济政策严重政治化，造成台湾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经济沉闷不振；另一方面，由于民进党当局恶化两岸关系，致使大陆赴台游客减少、大陆对台农渔产品采购减少，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失业、低薪化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施政的不满与日俱增。
2018年11月台湾“九合一”选举正是对民进党执政两年多的“中期检验”，其结果民进党惨败，同时也验证了台湾农民的政治倾向幷非铁板一块。“九合一”选举结果是民进党县市长席位由13席大幅缩减为6席，而国民党则获15席，其中高雄、台中市、宜兰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澎湖县等7个县市是“绿地变蓝天”。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以“货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的政见，成功吸引了大量农民和基层民众的支持，原属民进党“铁票”的农渔业乡镇如旗山、美浓、冈山、永安、小港、前镇、弥陀、湖内、路竹等28个行政区等均“由绿转蓝”。⑥
（三）农民经济利益成为民进党加快谋“独”操作的“牺牲品”
随着民进党当局加快推进“台独”分裂路线，两岸关系恶化形势不断加剧。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先后修订所谓“国安五法”及出台所谓“反渗透法”，煽动两岸社会对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竭力阻遏两岸交流合作；另一方面，配合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而发起的贸易战及科技战，大力操弄两岸经贸脱钩。包括农产品贸易在内的两岸贸易环境骤然恶化，台湾农民的经济利益进一步成为民进党谋“独”的“牺牲品”。其一，两岸制度化经贸沟通机制停摆，难以处理日益增多的两岸农产品贸易摩擦。由于台湾输入大陆的主要农渔产品时常被检出虫害、有害物质残留以及商品注册等问题，大陆为维护生态安全，自2021年以来对台湾相关问题产品陆续采取暂停输入措施。因两岸失去政治互信基础，原有沟通管道失效，农产品相关问题无法通过协商进行解决，台湾农产品出口大陆因此大受影响。其二，作为经贸领域反制“台独”的重要措施，2023年4月大陆依法依规宣布，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涉及产品达2455项（后调整为2509项），其中涉农产品1066项，占比超过40%。2024年9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自2024年9月25日起停止执行对台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台湾农产品出口大陆的前景无疑面临了更大挑战与不确定。
事实上，由于民进党当局加快恶化两岸关系，2019年以来两岸农产品贸易大幅下滑，贸易额自2018年的25.09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18.32亿美元。其中，台湾出口大陆农产品下滑更为明显，由2018年的12.68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5.02亿美元。大陆在台湾农产品出口市场比值也相应由2018年的23.2%逐年降至2023年的10.2%。⑦两岸农产品贸易明显受阻，台湾农民损失严重。当前大多数台湾农渔民的共同心声就是迫切期盼台湾当局改善两岸关系，不要将农业及农民变成政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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