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外国或者中国内地，都有庞大的支持系统。你看看，有多少人在支持中南海的运作？但是香港，除了中央政策组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支持系统。在知识型社会里面，要用脑（知识）来管人，如果知识没有被调动起来，管治水平那还会高吗？
政府的政务主任制度是需要改革的。如果加强政治任命的官员，这个政治积弊的缺陷会相应减低。因为政务官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那种横跨政治与公务员两个功能领域的安排，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了。
我认为，管治班底的组建、幕僚的支持、智囊智库的强化、政治支持系统的栽培，如果这几个问题都不作改善的话，很多事情都会难以处理。
如果在政府的议会联盟面，都没有办法达至政策共识，那怎能运作良好呢？当然，如果要政党支持你，你就需要让政党参与。你不能在要做决定的时候，才让行政会议的成员接触到。就因为是这样子，才会有很多政党的行政会议成员表示不满。
周八骏：中央希望获得相对稳定
但现实发展却不易实现
十年来，一国两制所涉及的各种矛盾都暴露或者充分暴露了。而且暴露的程度和速度，是当初难以想像的。
中央希望香港有
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基本法》规定香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主权回归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转变。实践本身不可能刻舟求剑，不可能凝固在某一点上。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在一国两制生动的过程中，应当寻求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得我们能够证实，一国两制不仅在过去十年是成功的，而且最终也是成功的。
我理解，中央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国两制旳相对稳定的状态。曾荫权先生接替董建华先生后，就想建立一个稳定的状态。有两个特点，第一，强化行政主导，建立以公务员为主体的管治架构，来抑制二零零四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半数立法会议席由普选产生以后，政党政治抬头的趋势。第二，希望通过一个向民主派愿望倾斜的政改方案，使香港政制发展能够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很遗憾，遭受了挫折。
于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又变成需要争取的目标。
中资与英美资规模差距很大
为稳定香港社会还应发展
关于中资在香港，也涉及对一国两制的譅识和实践。九七后，尽可能不让内地的力量过多介入香港事务。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香港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对凡是在证件上注明因公到香港的内地人员，即使连续在香港居住满七年，也不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后，上述安排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便这样，至今，中资在香港的发展仍是有限的。主要是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或运作，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业务甚至全部业务都在内地。
最近，英国驻香港总领事说，英国公司在香港雇用了二十五万个员工。中资公司在香港直接雇用的员工，对香港GDP的直接贡献，显然不能与英资公司相比，也不能与美资公司相比。
一方面，要尊重香港资本多元化；但是，另一方面，为推动两制在一之内磨合，中资在香港需要发展。不会危及英资、美资在香港的地位，祗会把香港经济的饼做大。关于中资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香港回归十年需要总结的方面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瞭解少
中央也没有料到今天的复杂
中央对香港行使宪制权力，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方式？这是香港回归十年最需要总结的方面。
香港回归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演变。在中英两国政府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中国对改革开放的理解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国力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对西方政治的瞭解与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语。我相信在起草《基本法》时，写上最终普选的规定，决策者和起草者对这句话分量的理解，与今天比肯定很不一样。
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在下一个五年或十年如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区管治班子。希望有更多的既熟悉香港、也理解内地的人士加入特区政府。
目前，香港中产阶级人士、年轻人普遍有问政参政的欲望。除了竞争立法会议员外，需要特区政府逐步开放，逐步形成制度——社会人士能够进入政府做官，做官后再经商或者从事其他专业。
建立新制度是艰难的。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有多难啊！当时一直围绕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改革的突破口与改革配套如何协调。改革突破一点，立即受到传统体制其他部分的阻挠或反击，感到必须配套。而考虑配套时，立即感到力不从心或者无从入手，又觉得必须选择突破口。
今天这个哲学问题已经解决了。内地经济学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讨论改革配套与突破口的问题了。但这是花了多少年时间才达至的成就。
关于一国两制不断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措施配套，是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以后开始充分认识到的。
未来五年是十分关键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对策准备，也就是应因曲折的准备。
陈文鸿：中央要逼迫香港
服从中国整体发展
对于一些事情，中央需要逼迫香港政府去做。比如要逼迫香港整个基建的体制服从中国的整体发展，与内地融合。现在广州到深圳的高速铁路时速达到三百公里，到了香港时速祗有八十公里，而且不是专线，这是绝对不合理的。
将来的问题是，不仅香港的铁路网络追不上广州，在全国的铁路网络中也会处于落后状态，这是绝对不可允许的。对于重大的基建项目，中央政府要迫使香港跟随内地的主流发展去做。这些项目如果用中资企业去做，是可以赚钱的，香港政府不做，中央政府也可通过中资企业去做。
港珠澳大桥要建，但是一定要是双Ｙ，而不是单Ｙ，香港没有理由排斥深圳的，也一定要有铁路的。在香港的大屿山，一定要铁路连接，不能说桥修建到那接不上。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亦一定要有铁路专线，要与内地的现在准备建立的集装箱铁路网络连接。所以，对于重大的基建投资，不能够让香港政府与本地的既得利益者纠缠在一起，拖累整个基建的进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