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互信是特首人选前提
否则选后极易出现对立
这取决于香港和中央之间是否建立稳固的互信。在互信的基础上，由普选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就能避免出现不被中央任命的状况。因为中央是否任命行政长官候任人，主要考虑政治标准。中央和特区之间具有政治互信，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就容易符合政治标准。
中央和特区互信不是抽象的。首先，香港的主流政治团体或者主流的政党、政治人物，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讲，要都爱国爱港。这就要求当下的政治生态有比较明显的转变。
如果没有这个转变，能不能形成理性的相互尊重呢？也就是说，如果香港政治生态没有明显转变，那么，就难以避免香港人行使自由选择权所选出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可能不被中央任命的情形。届时，如何处置？是否有一个理性的安排来避免宪制危机或政治危机？
不任命就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如果中央不任命选出来的李先生，能不能直接任命张先生？二是如果选出来的李先生不能获得中央任命，是否再起另外一个程序推选另一个行政长官候任人？三是如果再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又是中央不欲任命的人，是否改由中央直接任命或者再起另一个选举程序？何时以何方式有一个结果？
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政治制度赖以运作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关系。美国总统和议会之间，也就是行政和立法之间虽然会有矛盾，两党政治也会有相当尖锐的斗争，但是，他们对基本制度的运作是有共识的。也就是说，实行成熟的民主政制的社会，是具有基本的共同价值的；不同政党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是共同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会寻求妥协也能达至妥协。
至今，香港社会之所以理性，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派政治领袖还不想搞颜色革命，不愿意承担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是，袛要香港政治生态还是不能确保中央与特区之间形成稳固的互信，一旦实现普选就可能发生颜色革命。
香港政制发展必须以建立中央与香港的稳固互信为基础。这要求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居民确立回归后的新身分认同。香港居民应当普遍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一国两制应当往什么方向走？十年来一国两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能保证今后一定继续成功。
陈祖为：政制是困扰香港的核心问题
互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其实我并没有给出这样的立论：就是政制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政制问题，确实是困扰香港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算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依然在政制设计之中不能使中央和香港的意见达到吻合，都是解决不了矛盾，民主派每一次都要冲击普选的问题，而北京每一次都要招架，所以这个问题必需要解决。我认为，祗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才代表一国两制真正成功。
一国两制运作到今天，有些地方做得都不错，但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政治文化和权力分配，都没能够有基本的互信。中央和香港的互相猜忌很多，也就是互信的程度很低。所以目前还不能说一国两制成功，祗有最后有一天普选问题解决，有圆满的解决，才能说是成功。
但是也不要误解，实现普选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有一些条件出现的。我并不是迷信普选，不是说普选就是万应灵药。
就算有民主选举，都需要有公民社会的环境。在香港发展公民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监查民主体制，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如果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就会变成今天的台湾那样，由上而下的贪腐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争取一个比较有公义的资本主义，我认为都要从政制着手。
互信问题，我认为是双方面的，是大家都要努力的。我相信这与我们对于发展普选政制所持的态度是直接有关的。如果总是防范这种发展，大家争拗不停，怎么会有互信呢？
中央的实质任命权和港人的普选权产生相反的结果，是可能出现的。但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就是依靠权力重迭来达到互相制衡的效果，因此冲突有时是难免的。正如在美国国会面，国会与总统意见冲突到无法调和，议会不批准财政预算，政府运作都会瘫痪。美国的制度就是如此，权力重迭的结构就是如此。正是因为后果会这么大，双方都会尽量避免，会尽量考虑在摊牌之前解决问题。中央和香港将区的权力重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作如是观。
当然，我想我提出立论，都有值得挑战的地方，还需要仔细考虑。但是各位也要想一想，如何选择纔是合理的，程序是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港人是可以使用民主的，你觉得民主政治会变成金权政治，你觉得没有信任就不可以搞民主且会出现对抗的，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原地踏步呢？
陈文鸿：不要指望用
简单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
以我所见，假如垄断资本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大的势力的时候，金权政治其实是难免的。所以首要的问题，比如中央在进行这方面的任命的时候，一定要抑制这种垄断资本。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香港的问题，也都是中央的问题。香港的官商勾结是连带着内地的官商勾结的。比如香港某些人的要求，得到北京某些人的支持，就是因为存在这种关连。
我们不要指望一种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不要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推动普选的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我甚至认为公民社会也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采取反对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街边的反对也是可以的。必须知道的是，我们不要试图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加以解决。
就政治制度安排方面来讲，我想永远都会有斗争的，永远不会彻底解决问题。有制度内的斗争，也有制度外的斗争，我觉得问题并不大，制度的完善是依靠斗争去推动的。
我不是觉得民主有问题，香港人绝对有权力追求民主。其实就是今天让香港享有全面普选也没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中央按照《基本法》处理不就完了吗，香港人自己承担后果呗。但是问题在于，香港一部分人这么想，另外一些香港人，还有中央的考虑，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了吗？
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个态度，中央就要这么做，这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地的考虑看，更加重要的是，现在内地政策的发展方向的转变，是远远大于香港的。而且我认为，这是对香港有利的转变。甚至可以说，现在内地政策的转变，与香港垄断资本所要求的，是有矛盾的。内地在搞最低工资制，但是香港反对最低工资制；内地要补贴农民，香港现在连综援都不想补贴。
这种矛盾，会衬托出香港的问题，也会促使香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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