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表达了当时的中产精英对香港的放弃，而这种放弃，导致香港在九七之后出现了种种所谓的文化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也影响了政治的运作。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制度运行的顺畅与否，与处于这个制度下的人的价值观有很大关联。比如，如果人没有守法的价值观，法制是不能够执行的，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制度能不能成功。
既得利益者对香港缺乏感情
回归前政治兴奋剂贻害匪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很多既得利益者，对香港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如果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话，我相信他们采取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与对这个社会的投入，是会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所谓的香港式的房地产价值，是建基于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卖到最高的呎价，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地产商的第一目标和终极目标。所谓的社会效应，包括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素质更高，他们是不会思考的。
很明显，香港政府的规管模式，在这个方面不是九七之后的事，而是在九七之前已经建立了这种意识形态。
如果比较新加坡，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在整体的房地产发展上，他们是采取了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的做法。就是说，他们也做房地产，但是他们在做知识化的房地产。是根据建筑设计的逻辑、规划的逻辑去做，而不是像香港这样，将所有的东西塞到一起。
我们读建筑学所知道的那些不应该做的，在香港却都做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本来可能出现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香港社会这么富裕，却在建筑设计上这么落后，真是难以理解；而且，这种奇怪的现象在九七之前已经出现了。就是说，九七之前英国人特别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对于管治方法，都是用最短期的烈性药，或者说投下政治兴奋剂，让气氛变得很兴奋。但是当药力消退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严重的疲软。这种药，民主派吃得最多，疲软的后遗症也就最为明显。
公务员智识得不到发展远远跟不上现实要求
香港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香港的公务员体制，如果用电脑来形容，基本上就如同“二八六”，我们现在已经用“六一一零”“双核”了，所以根本就不敷运转了。政府很多部门在那，祇是一个数量的多，难以更新升级，适应不了现实的变化。
之所以不能更新，是因为在香港政府的政务官体制里面，二十年来就没有改进。我认识一些做政务官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不继续做下去呢？因为他们想去读书，没有机会读，申请读书也不批准。他们到外国的香港办事处，也是没有事做，整天坐在那，智识无法扩容。这就导致整个政务官系统的智识很低，可能他们除了在英文语法上还可以外，所有的东西都难以实施，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做事。
也正因为如此，九七之后的所谓港人治港，当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董建华交给他们做，就一定会出问题。
更严重的是，在已经出了问题的情况下，直到今天还是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有所改进。
相对而言，新加坡公务员的整体质素有了很大的提升。
民主形式即便实现
也并非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基本上认为，香港整天热炒的所谓普选，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核心问题在于管治效率。如果管治效率高，当然就有了政治权威，因为政治权威是靠执政质素决定的。执政效率好的，就是人民接受的，而不是香港现在表现出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不是有效率。最主要的，是要让大家都认受，都觉得是合理的。
我是觉得，香港好多争取民主的人对民主的形式太过期待，以为民主的形式解决了，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效率和质素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专业化风险高
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投身
举例来说，市政局的废除，就反映了香港民主派对于民主发展没有清楚的民主策略。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香港当时的市政局是唯一能够达至地方民主执政的政治体制，因为它拥有具体的决策权。它不同于立法会，它是可以否决所有公务员所做的事情。市政局的主席，当他外访的时候，是拥有与市长同等待遇。
我们当年也都对民主派提议过，参照其他地方的民主发展经验，其实是应该争取在香港这两个市政局的所谓执政权，然后透过市政局的执政，使得市民大众对于民主之争产生信心。这样，也可以让中央看到，在民主执政之下是有效果，会有一个实质的示范作用。
但是当时没有人听你讲，他们对市政局并不重视，他们也没有人愿意全心投入市政局的工作。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香港这些民主派，对于政治专业化这个问题，是没有很清晰的概念的，好多人都是兼职的。有的是在大学教书，那些大律师也都是一边帮别人打官司，一边搞政治，没有人真是全身心投入政治。
因为投身政治，很多时候风险很高，民主派面也是很少人愿意付出这种风险。如果对比台湾，你会看到很大的分别。
你可以看到，香港政治的困局就在于，在潜意识里面，都仍然存有殖民地心态，希望有个人来搞定所有的事情。
其实现在香港的民怨，很多都是生活方面的诉求，香港人还没有这么高的层次，追求那么多的层次。董建华当时遭遇七一大游行，是因为撞到沙士、经济萧条等等，而不是真正的所谓政治意识抬头。
各个界别都存在接班人真空问题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香港人一定要面对，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在不同的界别，都出现了接班人的真空。对于这种真空，香港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如果香港的法治能够维持，对于法官的培养、律师的培养乃至法制观念的培养，是需要人去做的。
对于民主政治，发展下去会有什么人接替呢？很多界别其实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所熟悉的文化界、电影界，都在问这个问题，究竟会有什么人接班呢？因为接班人不是平白出现的，也无法买回来，这是香港需要处理的问题。
周八骏：一国两制需要在某一点寻求平衡以利发展
周八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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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祖国快十周年了，这一段时间我经常想，十年前到底怎么看香港？回头看那时写的日记、文章，这十年对于一国两制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认知上，的确都有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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