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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生活书店的火种 　　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逐渐扩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胡愈之便向邹韬奋建议创办生活书店。这样不仅可以出书、卖书，即使《生活》周刊被封禁了，还有书店，阵地依然存在，可以换个名字继续出版刊物。 　　于是《生活》周刊便先从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分离出来，于1932年7月在“书报代办处”的基础上又成立的生活书店。最初的店址设在上海环龙路80号，后几经辗转搬到了福州路384弄4号，并公开登报招考和聘用了一批批职员和练习生。 　　关于生活书店的性质，徐伯昕后来回忆说：“生活书店并非一个普通的商业机构，它不完全是一个资本的组合，同时是一个劳力的组合。它的业务是靠同人蓄积劳动报酬(薪金)的一部分，集成少量的资金，并活用读者邮购存款、杂志订费及同业往来逐步发达起来的。”所以，生活书店是一个集体所有但又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机构。 　　邹韬奋为书店确立了经营原则，即“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 　　生活书店的门市布置如图书馆，各类图书按图书分类法列置在四周的书柜里。首创开架售书，任随意取阅，读者称便。在厅中的书台上，新书、新刊分台陈列，一目了然。在推荐书台上，每一种被推荐的书，都有文字说明，介绍内容特点。 　　门市开架售书，难免被偷。不过邹韬奋定下规矩，不可公开斥责偷书者。有一次，一青年读者在书店看书看不完，不付钱，揣著书出店门了。被书店门市工作人员发现，领到隔壁房间谈话。原来是一位爱好读书的穷大学生。书店十分同情，劝其下次不可这样干了，大学生很受感动。他回去后把过去拿走的书统统送回来了，还附一短信，表示悔改。由此，书店便在售书厅中大柱四周设置了几圈座椅，让读者站累了可以歇一歇，使门市权充流通图书馆。 　　此外，门市部兼办本市电话购书。送书上门，书价按门市，有专人分区送书，不另收费。更多的外地客户选择邮购图书，他们会在书店设一账户，每次购书就从账户内扣掉资金。账户内的剩余资金则为书店的经营提供了周转。 　　抗战初期是生活书店发行业务的全盛时期。在抗战大后方的大中城市中设立了56处分支店，一时超过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出版单位的分支店的规模。一个分支店就是一个据点，如火种一般向四周辐射。每个分店还负有组稿的任务。西安分店就出版了毛泽东《论持久战》；重庆分店出版了吴祖光《凤凰城》、陈白尘《太平天国》；香港分店出版期刊《世界知识》、《理论与现实》和《文艺阵地》等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曾出版过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期刊。例如“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中的《价值、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德国农民战争》、《费尔巴哈论》；“青年自学丛书”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新人生观讲话》、《思想方法论》、《认识与逻辑》、《逻辑与逻辑学》；“抗日救亡文丛”中的《中国不亡论》、《全面抗战论》、《民众动员论》、《抗日与外交》等；以及邹韬奋、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胡乔木、张友渔等所写的“政论集”；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各类著作和日记、手册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我与文学》、《文学百题》、《文学问答集》、《作家论》和《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在作家茅盾、丁玲、郭沫若、夏衍等的支持下，生活书店又出版了不少小说、诗歌、散文、游记、剧本和报告文学。还有一些篇幅较大、内容丰富的图书，如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平心编的《全国总书目》都在读者中深有影响。 　　此外文艺刊物则包括《文学》、《文学季刊》、《译文》、《光明》、《文艺阵地》、《文艺阵线》、《笔谈》。国际综合刊物则有《世界知识》，高级学术理论刊物有《中华公论》、《理论与现实》。指导青年学习的则有《生活知识》、《读书月报》、《生活教育》。甚至还有专门为妇女办，讨论妇女问题的杂志《妇女生活》 　　这些杂志的销路，最多的20多万份，最少的一万五六千份，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印刷交通最不便的地方，最少也能有七八千份。 　　即使处于高压的舆论环境中，生活书店依旧寻求新闻与出版的自由。生活书店的《文学》、《译文》、《太白》和《世界文学》，刊载了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篇；仅是1935年就发表47篇。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大批所谓“禁书”，如抗战时期，被查禁的书多达200多种，作者的名单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吴大琨、张仲实、陈伯达、徐懋庸、李公朴、章乃器、钱亦石、夏衍、端木蕻良、刘白羽、冼星海、胡绳、罗瑞卿、孙冶方、洛甫、艾思奇、欧阳山等等。有趣的是，国共合作时期，生活书店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竟然也被查禁掉了，因为这本书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编写的，旨在“压蒋抗日”。 　　关于生活书店的影响力，徐伯昕在邹韬奋逝世后写的回忆文章中说：“总之在最近十数年内国人中曾经受过若干时期的教育的，无论青年、中年、老年，只要不是十分糊涂浑浑噩噩的人，没有接触过生活书店的书籍和刊物的，恐怕极少。而在文化水准较低浅，但思想很清楚的工农劳苦大众，他们大多数虽不能直接阅读生活书店的书刊，但听到别人的教导讲述因而知道有这样一书店的却是很多。” 　　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邹韬奋预见到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绝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就坚决果断地将几种大型的刊物，如《文学》、《中华公论》等停刊合并，集中精力，编辑出版《全民抗战》，并将书店中心先后迁往武汉和重庆。并在各地先后设立了55个分支店。同时对上海这个重要据点也没有放弃。福州路的编辑部和门市部虽然收缩，但在同一条马路上的378号，仍以“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名义开门营业，保持了同外界的联系。当“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因出售《日本的间谍》一书引起日寇注意时，又在一夜之间改换了招牌，用“兄弟图书公司”名义照常营业。 　　在1941年“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时，“兄弟图书公司”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光明书局及良友图书公司等八家同业同时被日军宪兵队的报道部查封。一个月后因形势变化才得启封。启封以后，由于抗日救国的书不能出版，低级庸俗的书又不愿经售，存货越来越少，营业日益清淡。为了维持职工生活，就在原址先后用“新光教育用品社”和“新光百货公司”的名称经营文具和百货。当时，尽管图书出版举步维艰，但生活书店仍通过各种外围组织与上海作家保持联系，接济生活困难的进步作家，使他们安心写稿，为今后积累稿件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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