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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去解放区 　　当时的香港，聚集了很多文化人，范长江、廖承志、茅盾都在，还有中共南方局的一些领导，香港是他们的工作据点。父亲的工作还是办报，和范长江他们筹划《华商报》与《大众生活》的复刊。我们一家到了香港，妈妈反倒发愁起来，因为一点生活的费用都没有了。这种事情父亲是不会知道，也不会考虑的。 　　后来还是一位朋友发现了母亲的尴尬与难处，决定预支父亲《抗战以来》的稿费。我们这才在香港安下家来。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父亲最稳固的后方，支持着他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给母亲的慰问信中说，如果韬奋没有夫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他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事实也是这样。 　　到香港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香港。东江游击队接我们从香港撤出，我们当时就住在九龙的一个贫民窟里。组织上派交通员找到我们，按照要求还是爸爸先走，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后走。 　　父亲一去路途危险，而我们和母亲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环境，感到无依无靠。分别的时候，父亲给母亲跪下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无论流亡海外，还是从上海逃到香港，逃到武汉，逃到重庆，还都能想到一家人可以重逢。但是那一次却心里没底。爸爸向妈妈托付我们几个孩子，希望她把我们抚养成人，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都很心酸。 　　爸爸是1月份走的，我们大概是二三月份混在难民的队伍里离开香港。那时是冬天，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带，妈妈怕我们冷就拿了两条羊毛毯。过封锁线时，日军和伪军把我们的羊毛毯抢走了。我们向前走了几步，妈妈便突然掉过头，爆发出巨大的勇气，冲过去抢回了一条毯子。她为了孩子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 　　我们后来在东江游击队的白石龙村阳台山与父亲汇合了。部队给我们这些转移出来的文化人搭了两座草寮住，也就是三角形的草棚子。里面中间是泥地，两侧是一长溜的草铺，每家之间挂个帘子做隔断。那段时间虽然艰苦，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少有的幸福时光。因为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山上有小溪，我们就去抓小鱼小虾。有一点特殊照顾的话，就是广东出的红色的“片糖”。我们当它是巧克力，按照爸爸说法是“土巧克力”。 　　偶尔有加餐，就是多点小鱼，难得吃一点肉。这时父亲就会夹上一点菜然后躲到一边去吃。别人喊他来夹菜，他就说“够了，够了”。父亲是个乐观的人，大家都喜欢他。朋友们印象中的韬奋先生总充满了笑声。 　　这段安宁的日子没过多久又被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听说父亲隐藏在广东，就派了特务来侦查，还下了通缉令，要求就地惩办。此时，父亲与国民党便处于完全对抗状态了，他无法回重庆了，也不可能去国统区。父亲先被转移到梅县江头村隐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去苏北的抗日根据地。我和母亲、哥哥则去了桂林。还有一批文化人则经桂林返回了重庆。 　　父亲的病 　　父亲去苏北前，先秘密前往上海治病，当时耳朵已经出血了。但最初的诊断是中耳炎，便没有在意。后来由于病情恶化，在1943年又返回了上海治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父亲在上海换了4家医院。他的病也日趋严重，由耳癌发展到了脑癌，身体非常痛苦。 　　当时我和二哥在桂林的中山中学读书，我读初二，二哥读初三。大哥当时在桂林已经没有可读的学校了。于是大哥先被接去上海照顾父亲，随后母亲也过去了。后来爸爸病重，组织上又派人来接我们俩。我二哥爱学习，他觉得没多久就毕业了，想拿到毕业证再走。于是，我就独自去了上海。而父亲临终也没有见到二哥，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谁知道，我离开桂林后，便爆发了湘桂战争。军队一路溃败，书店员工便带着二哥一路逃难。后来走散了，二哥独自一个人流落到了贵州，然后去了重庆。每次二哥回忆起来都很伤心，以前逃难都有妈妈在，还是一家人行动，而当时就他孤零零一人。在重庆，沈钧儒把他带到周恩来那里，然后便去了延安。父亲去世后，潘汉年的助手徐雪寒把大哥也接到延安去了。 　　我到上海时，父亲的病已经恶化了。他的一只眼睛失明，鼻孔里流出脓水，味道很难闻，都是母亲用棉签一点点给他擦干净。到了后来实在太痛苦了，父亲需要靠杜冷丁来维持。妈妈也学会了打针。开始的时候有效时间还长，到后来则越来越短。每天打针的时候，母亲都非常痛苦，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书店的员工陈其襄负责去买杜冷丁，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快被他买光了。 　　状态稍好的时候，他就在病床上写《患难余生记》。父亲是有话要说，国民党迫害生活书店的这口气他咽不下去，那这些经历忘不掉，他要公开控诉。而且写东西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可以稍稍转移注意力。 　　人到无望的时候，就会做一些荒诞的事情。于是我和妈妈便去算命。算命先生给了我们一句话：“等石榴红的时候就见分晓了。”爸爸最后住在上海医院，正好他的病房外面有一排小石榴树。我们想可能石榴红了，爸爸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红了，父亲却走了。期望冥冥之中给你提供一点希望，但结果却依旧无情。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在清晨。他的呼吸很急迫，要讲话讲不出来。大哥、二姑还有书店里的徐伯昕、陈其襄都在边上。妈妈给了他纸和笔，他颤抖着写了“不要怕”三个字。 　　他的身上盖着一床薄棉被，透过被子身上的骨架都凸显出来了，人都被消耗光了。 　　我的母亲是1997年走的。我们三个孩子希望父母能够合葬在一起，便向市里提出要求。爸爸葬在上海龙华烈士公墓，他们说等扩建的时候再来考虑。但15年过去了，扩建遥遥无期，妈妈的骨灰还存放着，尚未入土。时至今日，我们还希望父母能合葬一处。 　　来源：2012年07月20日15:26　三联生活周刊  　　题：三联书店成立八十周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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