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第11页 第12页 第13页 】

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生活》：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1926年是邹韬奋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元旦，31岁的邹韬奋与沈粹缜完婚。婚礼就在上海南京东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酒家。邹韬奋为妻子买了一只镶嵌珠宝的手镯和一枝珠花，还置办了一套家具，这花去他一大笔钱，为此还借了债。沈粹缜后来回忆说：“手镯和珠花，在婚后不久当我知道韬奋为举办婚事欠了债时，就变卖了用来还了债，而债务也依靠我们撙节用度，在他每月薪水中节约一部分，很快陆续还清了。因为韬奋和我都不愿在债务的负担中去过心情不舒畅的日子。” 　　婚后随着孩子的相继出生，他们先后换了几处房子。吕班路万宜坊54号(现重庆南路205弄54号)是他们居住最久的地方，前后一共6年，小女儿邹嘉骊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住房作为邹韬奋故居保留了下来，并在隔壁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底层是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圆桌，四把靠椅与几张沙发，东墙挂着近代企业家张謇诗作的刺绣，为沈粹缜女士精心制作。西墙挂着邹先生先母画像。二楼是卧室，卫生间内摆放着白瓷的浴缸。一、二楼间的亭子间是邹韬奋的书房。三楼一度是韬奋的小女儿与她奶奶的住房，后转租给了生活书店的员工。邹韬奋喜欢看电影，有段时间还迷上了跳舞。据语言学家周有光后来回忆，他们四五家人，每逢星期六晚上，便相约到上海百乐门舞厅去跳舞。“这一快乐记忆，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亲友们，相约同乐，其乐融融。” 　　妻子沈粹缜后来说：“那时曾经来过我们家里的韬奋的朋友，无不交口称誉韬奋的家庭充满了和煦、温暖和幸福。时隔四五十年以后的现在，我当然懂得在这褒词之中也还含有其他更深一层的意思。不过，韬奋当时也许还以此引为自豪哩！” 　　1926年10月，就在长子邹家华出生不久，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当时社址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444号)的一个小小过街楼里，三张办公桌就把小屋塞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转身之地。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资料室、会议室，六位一体，都在这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全编辑部只有两个半人从事实际的工作，除了韬奋以外，就是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因此编辑部的“独角戏”就落在韬奋身上。他搜集了各种材料，分类排列，每一类编写成刊物上需要用的文章，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如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等，都是他接办《生活》之后，先后所用的笔名。 　　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此前他曾就读南洋公学的机电专业。毕业后他曾担任过纱布交易所的秘书与翻译，职业教育社的编辑，《时事新报》的秘书以及兼职的英文教师。做新闻记者是邹韬奋长期以来的理想，直到接手《生活》周刊，他才有了真正实践理想的机会。 　　《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由银行家王志莘主编。其内容主要是刊登有关职业教育的情况和信息，宣传资本家要开明，职工要乐业，要求相互体谅，共同把工厂、商店办好。读者对象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和一般职工。每期只印2000份，发行面不大。 　　邹韬奋接手《生活》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加强刊物的趣味性，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并在报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就像他喜欢说的：“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20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今天重新翻阅80多年前的旧刊，仍能感受到这种“周日闲谈”的愉悦。其中既有一些反映国内外时代变化的文章，如《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日本妇女最近在社会上所占的位置》、《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也有一些热门人物的传奇与秘闻如《宋美龄女士婚史片段》、《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还有一些吸引读者的异域风情，如《荷兰的日光工厂》、《法国波尔多城的水景》、《新疆之吐鲁番与鄯善》等；还介绍了印度民族英雄甘地、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等名人的故事。 　　邹韬奋能够迅速改变《生活》周刊的面貌，不仅在于他敏锐的时代嗅觉，不可忽视的还有他良好的英文水平。初期大量的文章，都先由他从国外期刊上编译，消化吸收后重新写出。随着刊物的发展，邹韬奋也在国外发展了一些作者作为通讯员，如日本的徐玉文、英国的费福熙、德国的王光祈、苏联的戈公振、美国的李公朴等。 　　他最重视的是《生活》周刊的一头一尾。“一头”是每期的开篇的“小言论”。这虽是仅数百字的豆腐块，却是他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一尾”就是每期末尾的“信箱”专栏。这里给广大群众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提出自己建议的园地。回答读者问题的文字也是邹韬奋的精心之作。 　　看信、回信甚至占据了邹韬奋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安排回复，有代表性的直接发表。最长的回信，他会写到上千字。邹韬奋1937年在苏州监狱中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 　　三年间，《生活》周刊销数由2000份突增到4万份以上。到1932年，发行量已达15.5万份，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后来他主办的《大众生活》，销量高达20万份，再次开创了中国杂志发行的新纪录。在识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国时期，这是一个出版史上的奇迹，真正称得上是一纸风行。 　　民国时代著名记者赵浩生后来曾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生活》周刊已经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与同时代中国众多言论家比起来，邹韬奋既不是个能言善辩之人，也没有“导师癖”。他创办《生活》周刊，没有说要“文艺复兴”，也没有说要教育民众，其宗旨只是给大家提供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由此，他和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而亲密的朋友关系。后来邹韬奋打算复刊《大众生活》，却被当局阻挠，本打算退还读者所筹股款，却不料读者纷纷写信要求将股款直接捐赠给周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深感国难之痛，《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也进一步做了与时俱进的调整。正如他自己说的“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要“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于是“生活周刊已经按一般读者的要求”，“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邹韬奋开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生活》周刊的内容也逐渐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从这(‘九一八’)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借由《生活》周刊始，杂志成为邹韬奋一生的主要奋斗领域。《生活》之后有《新生》，抗战前夕有《生活星期刊》，抗战发动后有《抗战》三日刊及《全民抗战》。国内局势转变，《大众生活》又在香港复刊。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后继，如缕不绝。这一类刊物的读者最为广泛，学生、教师、店员、学徒、农村青年、工厂职工、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妇女、士兵、僧道以及贩夫走卒，无不包括。 　　邹韬奋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25万中国人读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第11页 第12页 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