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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回到全译本《资本论》，按《三联书店简史》里所述： 　　1938年3月，《资本论》第一卷全部译竣时，上海印刷条件出现短暂的有利时机——上海印刷业因战事而暂时萧条，无活可做，印刷、纸张、材料价格较为低廉，黄洛峰和郑易里商议，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将《资本论》一、二、三卷一气呵成，而不是出了一卷再出一卷。4月，郑易里打电报给郭大力，请他到上海采取边翻译、边排版的流水作业方法，以加速《资本论》的出版……郭大力绕经香港前往上海，下榻于仅两间小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资本论》译、排、校、印流水线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资本论》第一卷(8月31日)、第二卷(9月15日)、第三卷(9月30日)全部出齐。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在当时确实殊为不易，但这也还只是三联书店出版物的一个缩影而已。按《三联书店简史》统计：“建国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200种，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 　　那个时代，做这样的出版物，并不容易。以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为例，它不断地被禁，然后“转世”再出；再禁，再转出…… 　　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被迫停刊。 　　1934年2月10日，《新生》周刊创刊，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 　　1935年11月16日，《大众生活》周刊创刊，第二年2月被迫停刊。 　　1936年3月7日，《永生》周刊创刊，同年6月被迫停刊。 　　1936年8月，《生活星期刊》转至上海出版，出版17期后被查禁。 　　《生活》周刊第一次转世为《新生》，主编为杜重远。可是当《新生》被禁时，却因为杂志有一篇文章《闲话皇帝》，而使杜重远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这是一次根本性的逆转，史称“新生事件”，意味着文人以及办刊物者，可能因言获罪。这一事件，使《中国经济情报》与《中国农村》的诸位编辑同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薛暮桥、张锡昌、孙治方、王寅生、钱俊瑞、秦柳方、陈洪进等人，意识到自己杂志也面临着被迫停刊的危险。如何选择？结果商议后的结论是：集资合作创办书店。 　　1935年秋，与读书生活出版社创立差不多同一时期，三联书店前身的最后一家出版机构——新知书店创立。为着这家书店的成立，邹韬奋允诺由生活书店投资1000元。 　　学术 　　50年代三联书店的三年 　　无论理想与志趣，还是实际的人脉网络与出版资源，三家出版社有着天然的融通性。1945年10月22日，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宣布合作，组成三联重庆分店。这是三家出版机构联合起来的第一次有实质意义的尝试。 　　1948年10月26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这是香港中共文委做出的决定。三家出版机构合并的大会，实际也是书店出版人开赴解放区的誓师大会。三店合并完毕，在党的指示下，绝大多数人员进入解放区，进入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随即也由香港迁至北京。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给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明确结论： 　　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 　　1951年8月，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正式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的编辑出版业务并入人民出版社后，三联书店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独立的出版社不复存在了。据后来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陈原回忆，1954年上半年(或1953年底)，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开过一次会，建议恢复三联书店编辑部。查阅1954年1月9日由中宣部递呈中共中央并经批转的《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其内容确如陈原所回忆：“应在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三联书店应当更多出版著作书籍，以便使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用处的作品都能印出来。此外，许多旧的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这类著作一般可由科学院出版，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亦可酌量选印。翻译书籍中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外，各种古典学术著作也应陆续有译著出版。三联书店可以较多出版社会科学及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 　　这一插曲，使当时的三联有了自己的编辑室，并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6个编辑组。已由校对升为人民出版社秘书的沈昌文回忆：“这其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1.2亿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这个计划的初稿由史枚拟出，最终经过反复讨论后，陈原定稿，形成《外国名著选译12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其收书1614种。 　　循此线索细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在此计划下，第一部重要的译著即为黑格尔的《小逻辑》，随后又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当然，更多的译书则是苏联学者的著作。译著是此时三联出版的一个方向。 　　另一个出版方向则是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其中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高名凯的《语言与思维》、陈登原的《国史旧闻》、周纬的《中国古代兵器史稿》、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邓之诚的《桑园读书记》等等。这些学术专著，在其后几十年里，一再重印，在学术史上各有其地位。 　　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仅仅三年时间，三联基因以及气质之变迁，这段时间显然不可不察。曾经的“红色出版机构”，在全国解放之后，重新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出版方向：学术。 　　离休10年后，范用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文章《相约在书店》，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期的出版人与作者之关系，得以再现。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包括作家、学者、画家，有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是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 　　多少年后，评论家李陀在回忆80年代的访谈里，不无感慨：“说到这儿，我很怀念范用先生，他只要发现我到编辑部了，就一定请我到他的办公室，煮咖啡给我喝，于是吴彬、杨丽华她们也都跟过来，一起喝，其乐也融融。”作为范用的朋友，黄苗子的观察另有一番趣味——记得听范用讲起过一个故事：一个大学生偷了书，被“押送”到他办公室，经他“审问”，是个爱书的人，于是范用说：“这次就算了，书你拿走，钱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么书就来找我，千万不要再偷书了！”我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在一副冷面孔下，滚出的是烫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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