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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我们想可能石榴红了，爸爸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红了，父亲却走了。期望冥冥之中给你提供一点希望，但结果却依旧无情。” 　　口述 邹嘉骊 　　主笔 李伟 　　模范家庭 　　我的父亲邹韬奋是一个幽默又有情趣的人。他喜欢看电影，在一些聚会场合，还会去模仿卓别林的表演，逗得朋友们很开心。有段时间他还学跳舞，平时锻炼身体常做一套健身操。父亲幽默的性格也遗传给了我的两个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 　　父亲最早的翻译作品是三本恋爱小说，而且都是异国恋情，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篇他写的译后附记，表达他自己关于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看法。 　　我的母亲沈粹缜是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读书时学的是美术。她的姑母沈寿是我国的刺绣大师。在嫁给我父亲前，母亲在刺绣学校教书，因为年纪轻，学生都管她叫小先生。母亲教书每个月工资有60块大洋，在当时已经不低了。 　　父亲“职教社”的同事杨卫玉是他们的介绍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昆山的火车站。母亲后来说，她不会选择商人做伴侣的，因为不喜欢商人的“铜臭气”。其实父亲应该早就知道母亲。我后来整理父亲的文章，编制目录时发现，他们认识前父亲就以“粹缜”为笔名。他们认识后，父亲就开始给母亲写情书。有时候，他故意用苏州话写，妈妈开始看不懂，后来才发现父亲跟她开玩笑。 　　结婚后，母亲就辞去了苏州的工作，在上海组建了家庭。父亲有时候也带工作回家做，《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本书就是在家里翻译的，每天翻译2000字。 　　妈妈特别会过日子。一个月工资发下来，给爷爷、叔叔的钱与家里开销都分别装到信封里，精打细算维持家庭生活。因为妈妈很会理家，我们都不愁。爸爸喜欢妈，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妈妈在爸爸身边，后来在宋庆龄身边起了很好的配角的作用。 　　他们俩经常在家里说笑话，很亲热。这种氛围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这个家庭很温暖，在当时上海文化圈中是个模范家庭。 　　重庆出走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边，1933～1935年他在国外流亡，后来还因“七君子案”而坐牢。那段经历大哥邹嘉骅(即邹家华)的印象会深一些，他还曾经给狱中的父亲带密信。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11月上海沦陷后，父亲就先离开了上海，与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再辗转到武汉。在此后多次的颠沛流离中，每有危险都是父亲先走，这在我家已经是个习惯了。 　　母亲、我还有两个哥哥后来也沿着这条路线去了武汉。这里面很重要的人物是潘汉年，他对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保护很周到。我们离开上海就是在潘汉年的保护下。父亲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与这种细致的关照有很大的关系。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中，有很多篇潘汉年的文章，讨论选题的时候潘汉年也参加了。有时候，他们还会因一些问题去周恩来那里讨论。在武汉的时候，父亲和共产党的关系就已经很近了，周恩来还去生活书店做过演讲。 　　武汉沦陷后，我们一家人又迁移到了重庆。我们家就在学田湾陈果夫的院子里，主楼是陈果夫住，边上一座小楼租给了一户也姓邹的人家。我们就租住了这座小楼的几个房间。后来那位二房东邹伯母和妈妈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还认了干亲，她的女儿叫我母亲干妈。她的儿子邹承鲁还在读书，后来去英国留学，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母亲的干女儿后来去了美国，成了公务员，和我们还有联系。 　　学校教育对我来说，不像现在的孩子，没有那么正规，我的童年常常感到不安全。在重庆我们要经常躲警报。我们小孩倒不怕轰炸，因为之后可以捡弹片卖钱。有一年5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对面落了一颗炸弹。我们就去捡了一个炸弹头出来，卖了一块钱，感到好开心。 　　在重庆，父亲感到更加苦闷和压抑。发表文章出版书籍都需要审查，即使审查通过也有可能被没收、查禁。父亲的文章也经常在送审中被枪毙，甚至连原稿都不退回。后来我在编《韬奋全集》的时候，想到有扣留稿子的事情，就和韬奋纪念馆的同事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还找到了10篇被查禁、扣留的文章。我一看到原稿的毛笔字就认出了父亲的字体。 　　国民党当局后来要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方的正中书局合并，实际是被收编。父亲拒绝了这个要求后，国民党就开始大肆查封生活书店的各地分店，逮捕书店员工。父亲多次抗议都没有效果。他本人也受到迫害，被特务跟踪，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这时，新闻出版环境已经极端恶劣了，表面上是国共合作，实际是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父亲决定辞去国民参政会议员，出走香港。 　　父亲那时候的活动是受周恩来的安排，表面上是个人行为，实际是受党的领导。周总理安排他们一批文化人秘密出走，到香港去开辟另一个战场。父亲表面上一如往常去参政会开会，还去报到、拍照。出走是在1941年的2月底。沈钧儒有个侄子搞运输，父亲在重庆的南岸搭他们的车子前往桂林。 　　秘密离开后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了消息，说要把韬奋找回来。父亲从桂林坐飞机去香港，起飞后两小时，蒋介石“坚决挽留”的密令就到了。整个过程非常惊险。 　　我们一家四口人，目标太大，一起走是不可能的，所以让父亲先走。父亲走后，妈妈一个人独撑家庭。邹伯母经常陪她去当铺、寄售铺卖东西。特务后来上门盘查父亲的去向。妈妈说，不知道。特务说，希望他能回来，而且希望我们不要走。妈妈说：“我们没准备走。”特务问：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当铺卖东西？妈妈说：韬奋走也没留钱，我们要过日子啊。后来这两个特务都受到处分了，因为不仅没看住父亲，也让我和母亲、哥哥趁着躲空袭警报的机会都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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