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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赤琰 |
郑赤琰：后殖民地多数用公共安全法处理政治运动
很显然，“占中”占领了三个地点，都是香港最热闹的地区。据我观察，大批群众占领道路长达两个多月，对法治破坏最严重的两方面在于：第一，在公共地方完全无视大家的使用权，警察没有办法下场清理。在执法方面，根据前香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邓厚江的讲法，香港警察面对这种有严重政治色彩的群众运动，是没有经过训练的。而且全香港有28000名警察，让他们全部都去处理“占中”是不可能的，会令整个警方都瘫痪了。如果是硬碰硬的话，肯定会产生严重的伤害，所以邓厚江认为，警察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占中”是毫无办法维持公共秩序的。
在港英时代，香港警察的功能只用作社会治安的公器。回归过后，面对着大型政治运动，警察毫无这方面的执法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之后面对的情况是，要么加倍增加警察重新训练，即使如此，也会面对更多群众的问题。因此，警察作为执法的公器在后殖民地时代的运作已不合时宜。
在英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政治部来处理这种运动，其好处在于，先用法律将主导者抓起来，造成群众无头。这在新加坡也是很有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