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个“仁”跟当代社会主义思想可以互相发明。社会主义强调的就是团结：有工作能力的人要照顾还没有工作能力或者已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互相团结；健康的人要跟病患互相团结、互相扶持，也就是我要照顾你，也才能期待你会照顾我。这就是你中有、我中有你，而不是唯我独尊。西方讲的是个人主义，走到最后就是强者欺压弱者、强国欺负弱国，这三个元素就造成中国的扩展不是透过武力征伐，而是透过互相的包容、理解、认同，然后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体。
这也就难怪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他的代表性著作那个十二卷版的《历史研究》当中，他针对人类史上存在过的26个较为重要的文明做了研究之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他以“挑战-回应”的模式来分析一个文明的盛衰起落，他发现一个文明就像个人一样，也要历经出生、茁壮、繁荣、衰退、死亡。他很讶异地发现，中华文明是这26个文明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其他25个文明没有一个逃得过灭亡的宿命，只有中国文明在濒临灭亡时，由于成功地吸收了域外的大乘佛教，也就是宋儒所开创出的宋明理学，而开出了第二春。抗战时期，研究宏观历史的雷海宗先生就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中华文明能不能有第二次的复兴，能不能开出第三周期？由于中国明朝中叶以来的海禁政策，而与西方的大航海时代脱钩，没有能及时赶上工业革命的浪潮。因此从鸦片战争以后，国势一落千丈，一直处于挨打的局面，打得大家对自己的文化信心丧失殆尽。因此为了救亡图存，各种议论争奇斗艳，早先是向英、法来学习，其次就向德国来学习，甲午战争之后就向日本来学习，十月革命后就向苏联来学习，搞到最后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文化主体意识丧失殆尽。这可以说就是病急乱投医，而五四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展现出来的一次大型的文化自觉的全民社会运动。
五四运动不可讳言有它的局限性，当它一面倒地讴歌新文化，咒骂旧文化，就不免让人把五四运动跟反传统画上等号。其实，要说五四运动是一种反传统的文化运动，并非公允之论，但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确实影响了多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贬低与蔑视，这就对文化自信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其实，笔者早在30年前，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发表了一篇〈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当代菁英阶级的文化意识批判〉，在当时台湾的《联合晚报》副刊连载五天，这篇文章应该是开启当代针对“文化主体意识”这个论域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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