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拜登上台之后，实际上中美在某种程度又重新恢复到规则竞争中去了。之前我在书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国际层面上的规则竞争，但是疫情之后，这种制度竞争或者制度之战，更多地回归到国内层面、国家层面的制度竞争，主要聚焦于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疫情进一步暴露了中国跟西方的治理模式或者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别。以前西方总是关心中国的经济体制，觉得“中国是搞国家资本主义”，说“中国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给中国打上这样的标签。疫情暴发之后，中国跟西方在治理模式上的差别，包括在治理文化上的差别，已经被全面地暴露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制度竞争，其实除了国际制度层面上的竞争之外，更多的是指这两个国家治理模式上的竞争。我们讨论的很多议题，包括美国同中国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为美西方所接受。
中评社：中国依靠所谓的“举国体制”在疫情中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现在中美之间又陷入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中，且在舆论场上你来我往，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样去讲好自己的治理故事？
李巍：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因为过去几年我们花了很多资源，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包括通过公共外交来试图“讲好中国故事”，化解中国跟西方世界的误解，让西方世界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果差强人意。
中评社：您认为“效果不好”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李巍：之所以效果不太好，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中国实力越发强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进而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别暴露得更明显。中国过去默默无闻，现在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央，自然会被别的国际社会成员关注和研究。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或许有些急躁。中国对外表达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把自己说得太完美，太完美以至于让别人觉得你们真实的部分也不太可信。我们有时过于急切地想得到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可，但往往越想得到认可、别人越不认可我们，反过来又使我们更着急、更拼命地去讲好中国故事。当然，确实有很多人讲了中国的好故事。但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中国肯定也有很多还不够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又不太愿意去展现出不够完美的地方，但这些不完美正是别人想要真正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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